四 赋役黄册反映的世袭制度
    赋役黄册配户当差制的基本特征是，人户皆以籍为定，役皆永充。即一旦被定为某种户籍，则世代相承，永当此役，不可改变。并以法律形式被固定下来。“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37)所谓人户以籍为定，有两重涵义。一是所定户籍不准变乱，不准避重就轻。如军籍、匠籍若变为民籍，即是变乱户籍，皆属违法。二是役皆永充，世代相承，不许变动。“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38)其实，其他各色人户的户籍，亦均以洪武黄册所载为准，不许更改，也是一种永充性质。“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干，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39)“田有定（额）而丁有登降，田虽易主而丁不能改其籍。”(40)隆庆《仪真县志·户口考》载：“有渔户，有船户，俱祖充，隶应天府六合河泊所。岁办采打，赀贡鲜及麻铁翎鳔油料。仍当里甲正差。”(41)这里所言“俱祖充”，即是说这些渔户、船户由来，本是因其祖先最初在编制黄册时被佥充，而一直承袭下来没有改变。
    《明史》载：“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42)当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绝对。在明朝长达270余年的历史中，亦可见到一些诸如军籍改为民籍的事例，然而，稍做考察则不难发现，其或因为官至尚书，或由于皇帝开恩，或因与皇族联姻等等，多属特殊情况，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不存在“役皆永充”的原则。
    此外还规定，军籍、匠籍皆不许分户，《大明会典》载：
    景泰二年奏准，凡各图人户，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爨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爨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婿，今子长成而婿归宗另爨者；有先无子而乞养异姓子承继，今有亲子而乞养子归宗另爨者；俱准另籍当差。其兄弟各爨者，查照各人户内，如果别无军、匠等项役占规避窒碍，自愿分户者，听；如人丁数少，及有军、匠等项役占窒碍，仍照旧不许分居。(43)
    军籍、匠籍皆不许分户，主要是防止因分丁析户而规避差徭，以保障其专门役职的完成。
    又规定，黄册之中军籍丁尽户绝者，不准开除，以备查驳。“天下之根本莫重于黄册，而黄册内所重者，莫甚于户籍，尤莫甚于军籍。凡军籍丁尽户绝者，不许开除。见（现）有人丁者，不许析户。”(44)现存《万历三十年徽州府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文书中，最后即载有36户军绝户，如册中第一甲最后一户：
    一户朱张寿 绝军
    人口男不成丁二口 本身二百卅五 侄千里二百一十五民瓦房一间
    这些绝军人丁的年龄多在百岁乃至二百岁以上，实系名存实亡。但每次大造仍照旧开报，主要怕其子孙更改户籍，以备查考。
    以上实行的人户以籍为定、役皆永充等各种规定，可明显看出赋役黄册实为一种世袭制度。
    五 黄册制度的衰亡与人身束缚的松解
    明代黄册里甲编制的基本原则是，每里110户，分为10甲，轮流应役。从表面上看，它是为了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但其实质，是把大明帝国统治下的人民都无例外地组织到黄册里甲之中，都必须无偿地为统治者服徭役。它本是一种人身奴役制度。在均平赋役的背后，是事实上人们身份的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以人身奴役为对象的落后的徭役制度，乃是建立在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基础之上的。因为在劳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阶段，在社会生产等各种活动中，人的单纯体力劳动均占首要位置，最为重要。于是，人身奴役即成为统治者剥削人民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古代至宋代以后，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到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以人身奴役为特征的徭役制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黄册里甲采取十甲轮流应役制，须把人户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须以里甲间人户经济实力的均衡和稳定为前提。而明代土地私有发展扩大，土地买卖更加频繁，沧海桑田，变化无常，人户的消长与贫富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里甲编制均衡的被打破不可避免。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更为人口的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并使赋役的纳银化成为可能。尽管黄册实行的是世袭制，具有一种凝固性，但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冲击下，黄册制度的衰败与赋役制度的改革，以及随之发生的人们身份等级的变化，已是历史的必然。
    这里，还要再谈商籍问题。如前所述，在黄册所立各种户籍之中本没有商籍。然而，明代后期又出现了所谓“商籍”。至迟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在两淮即正式设立了“商籍”。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两浙亦设立了“商籍”。(45)不过，这种商籍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专为某些盐商及其子弟在经营地所设的一种学额和考试资格。这种商籍的含义与限制是，其占籍的身份限于盐商及其子弟；且仅限居于本籍之外者，甚至不包括同省不同地者；商籍获得者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并在当地府、州、县学中另占有为之特设的学额。(46)简单地说，它只是某些大盐商及其子弟获得的一种科举考试特权。原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向重视应试者的出身与身份，规定只有编户齐民，即在官府的公籍上载有正式户籍者，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又有地域性限制，考生必须在其户籍所在地即“原籍”应试。《宋史·选举志》载：
    凡命士应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47)
    即，商人在科场中被视为“异类”，其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由来已久。明制：“试卷之首，书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所司印记。”(48)凡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者均被视为违法而要受到严厉查处。这样，明代黄册从其功能来说，除了赋役征调之外，还有区别人们社会身份与控制臣民的作用。然而，明中叶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频繁，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的黄册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统治者对工商业依赖的程度也大大增加了，于是，其对人民的控制亦在某些方面有所松解。此即是明代后期商籍出现的大背景。尽管明代商籍实行的范围仍很有限，它仅限于两淮和两浙的一些大盐商，其较广范实行，则是清代之事；(49)尽管明代后期出现的仅作为科举考试资格的商籍，仍与黄册之中的役籍有很大的不同，但它的出现，使商人从科举考试中的“异类”变为得到官府的正式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人们社会身份的重要变迁，是一种明显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