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方志中可以发现，尽管河南县级单位土地登记折亩纳税现象相当普遍，而在豫西诸县的土地登记中，却更多的使用三等九则的土地登记方式，执行级差地租纳税制。这种登记方式所记载的土地面积仅仅是政府控制的纳税面积，因此，存在较多的不起科面积。这既是导致这些地方登记面积偏低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全省数据实亩数据与税亩相混的原因之一。在折亩纳税区，卫所屯田与更名田通常执行标准地亩（240步弓一亩），在清代土地登记中，卫所、更名地通常按民地标准折合成纳税数据。如陕州，“查本州民地原系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卫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42)；陈州，“新收汝宁府代征外郡更名原额小地一百二十三顷九十九亩全熟，比照民田起科，查民田三百六十弓一亩，更名地二百四十弓一亩，折大弓地八十二顷六十六亩”(43)；汝阳县“更名成熟小地四百一十六顷一十亩八分，比照民田一例起科，查民田八百六十四弓一亩，该折大弓地一百一十五顷五十八亩五分”(44)；鹿邑县，“民田六百步为一亩，更名二百四十步为一亩”(45)；宁陵县，“又收睢州更名原额小地柒顷五亩肆分。查民田肆百捌拾步为壹亩，更名贰百肆拾步为壹亩”，“又收考城县狮子庄原额更名小地叁顷柒拾壹亩贰分。查民田陆百步为壹亩，更名贰百肆拾步为壹亩，该折大地壹顷肆拾捌亩肆分捌厘，比照民地则例，折算起科”(46)。从这些数据登记信息中，可以提取实际清丈面积与纳税单位之间的折亩率。鉴于一些地方，纳税单位是通过清丈后的三等九则，换算到的折亩率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如荥阳县，“上则：每地一亩折行粮上地九分五厘六毫四丝。中则：每地一亩折行粮上地七分七厘。下则：每地一亩折行粮上地五分五厘，递降以致一分，且有不及一分者，盖下则之地，万有不齐，故不能拘定一律，地愈降则愈轻，仍不失则壤成赋，任土作贡耳”(47)；密县，嘉靖清丈中地2.5亩折上地一亩，下地7亩折上地一亩(48)；武安县，清初原额上中下地折一等上地，中地每1.5亩折上地一亩，下地每3.0亩折上地一亩(49)；孟县，嘉靖清丈一等地以240步为一亩，其余各等则分别以1.2，1.6，2.5，3.5亩折合为一亩(50)。太康县“原额一则中，比照民地六百八十四步为一亩”(51)。尽管平均折亩率的提取因采用了中位数法，难免对重建数据与实际丈量数据之间引起一定的误差，然而，由于研究具有宏观性，可以忽略该误差对整体研究产生的影响程度。关于乾隆
    三十五年(1770)年河南土地数据的重建方法与可靠性分析已有详细论证(52)，重建后的土地面积123722289亩，按照每清亩等于，0.9216市亩，换算得114022462市亩，重建数据与现代统计数据相匹配，从而证明了这一重建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而全省修订数据与纳税单位之间，存在着大致1.692486倍的平均折亩系数。然而，乾隆三十五年(1770)数据尚未达到万历六年(1578)数据，更低于清初“原额”，如果用清初“原额”乘以平均折亩系数，得到的重建数据为1614935顷，可见，重建后的清初、乾隆数据与洪武二十六年(1393)数据分别相差＋16.5万顷（165465亩）和－21万顷（21224693亩）。洪武二十六年数据恰位于万历“原额”与土地复垦期的乾隆数据之间，从而论证了洪武二十六年数据与实际土地数据之间的正相关特征，因此，洪武二十六年河南数据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根据，也是值得信赖的。
    四、对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的评述
    上述登记制度、登记特征及其定量考证，再次让顾诚关于“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理”的论点，在河南得到证实。事实上，明代田土隶属不同管理体系，在地方志中常有记载，如新安县，在田赋记载中说：“按旧志专言民地，府志则兼言民卫地”(53)。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土地数据之所以高于明清任何时段，则是因为登记数据性质、统计数据管理机制等与其他年代登记数据的差异所致。首先，尽管实际丈量数据是纳税单位的基础，而明王朝所关心的是承担赋税的面积，由于明代非常重视明初的“原额”，所以纳税单位的登记大都与原额不会有太大的偏离，这是有明一代，除洪武二十六年外，其他年份官方数据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其次，河南曾是元末明初最严重的兵燹区之一，明王朝定国伊始，为了鼓励复垦，曾多次出台垦荒政策，如《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说：“（太祖）又以中原田多荒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令山东、河南地方额外荒土，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这一垦荒措施的实施，致使有大量不起科土地未能记入纳税土地清册或记录缺失。这是册籍数据不完整的又一重要原因。再次，在土地登记方面，受“原额”观念影响，新丈土地登记以折亩形式，换算成纳税单位，从而确保了“原额”的相对稳定性，这是在明清土地数据中出现的大、小亩，大地、小地等纳税单位与丈量单位计量区别的原因所在。如万历十年(1582)商水县《清丈地亩申文》即有详细记载(54)。
    由于政府关心的是纳税单位，所以土地清丈数据一般未能完整记录于纳税清册之中。河南洪武二十六年土地数据高出以后历年统计年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记录的是辖区所有的土地清丈数据，其中包涵了隶属于不同管理系统的土地面积及其起科与不起科面积，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含盖了山、塘、湖、荡等承担所有承担地税的不同土地类型的清丈面积。它不是通常记录于官方文献中的纳税单位，而是该年政府掌握的可利用土地资源面积。这说明洪武二十六年河南呈报的土地登记数据，除部分州县包括了一些山、塘等面积外，是完整的，基本上反映了政府实控的纳税土地的状况。但这并不等于说，今天看到的数据就也一定是准确的，它只是反映这一登记数据的趋势合理的一面。该年土地登记相当完整是一回事，在史料中，没有完整的登记制度及其详细登记说明记载是另一回事。它并不影响时人对登记数据的理解，所以，基于这一认识，对不同时期出现的奇特的土地数据现象，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决不能凭空否定或推测。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土地数据不仅存在两个管理体系，而且拥有两个登记体系，即一个是用于实际土地丈量的土地登记体系，其中，在一些地方包括了山、塘、湖、荡等多种土地类型，这种登记应该称之为承担地税的土地资源调查数据；一个是用于纳税的官方册籍数据，它是官方征税的依据，是由土地资源调查数据，通过一定的折亩关系登载于册籍之中的，也就是所谓的纳税单位，所不同的是受登记数据性质与功能限制，土地资源数据很少完整的保存于文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