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开发举措
    明清两代在前朝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所处时代及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的开发举措及其效果亦有较大差距。
    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农业开发活动中，军屯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驻守西南边疆的庞大军队的给养而进行的。朱元璋曾在给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的上谕中说：“有粮军回，云南无后患；若守军无粮，大军既回，其守军必逃。军逃日久，城中必虚，蛮人知其所以，其患复作，事难制矣。”[14] 事实亦证明，解决粮饷问题，已成为巩固在西南地区统治刻不容缓的事情。洪武十九年，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这一建议深得朱元璋赞赏，并谕户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15] (卷一七九)此后，驻守西南的明军开始进行大规模屯田，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成效。据记载，沐英镇守云南时“垦田至百万余亩”，其子沐春镇滇7年，“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16] (卷一二六)。广西和贵州地区开展军屯的范围虽不及云南，但亦较为可观。正统六年六月，据王骥报告，贵州地区20卫屯田有95万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军实”。广西地区的军屯开始于洪武九年，是年有贺州设置军屯的记载。二十五年，明朝在广西迁江县设立了屯田千户所[17]。明朝在西南广泛开展以军屯为主的各类屯田，客观上形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明代成为封建社会后半期西南地区进步较快的一个时期。
    明朝对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元代更为扩大，对西南各地的资源如金、银、铁、铜、锡以及木材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采，官府还利用当地出产的原铜就地大量铸钱，这是元代所未见的。但是，明统治者通过征收矿课，大量搜刮西南地区的重要金属尤其是金银以及宝石等，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充实国库以资建设，而首先是满足宫廷私欲的需要；同时这种搜刮毫不顾及当地百姓的死活，从而造成了产矿诸省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对边疆地区采矿业的发展起到了破坏的作用。如万历二十八年，神宗派税监杨荣至云南坐镇催缴。次年四月，杨荣即贡银15，240余两，及红宝石113块青宝石17块；九月杨荣又进奉税银15，400余两、矿金30两和矿银1937两[18] (卷三五八，卷三六三)。由于杨荣搜刮太甚作恶多端，终于激起了云南军民的激烈反抗。三十三年十月，云南巡抚陈用宾等上疏称，税监杨荣“积岁贪残”，滇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次年三月，杨荣被云南指挥贺世勋等杀死，因众怒难犯，神宗被迫颁诏言杨荣“孽由己作，死不足恤”[19] (卷四一四，卷四一九)。
    明代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交通，在取得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后，即于各地修整道路广设驿站。洪武十五年，明军入滇，朱元璋即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土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20] (卷一四二)明代，经贵州入湖广的道路最终成为云南、贵州通往内地的首要交通干线。明朝十分重视对这条交通干线的保护，明代贵州省辖府一级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展开[21]。交通线的伸展还对所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予以重要的影响。贵阳的兴起就很具代表性。洪武、天启间贵阳先后建成内城和外城，逐渐发展为人口稠密、商贾集中的城市。郡内多汉人，其贸易以十二生肖为场市，“及期则汉夷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场内还设有“场主”维持秩序，以防止争夺欺诈之类情形发生[22] (卷三)。贵阳由于地当滇、川、湘、桂诸省通道相会要冲，官民客商来往不绝，战略地位重要，遂成为贵州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在明朝的基础上，清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更为广泛和深入，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有清一代，中国人口出现空前增长。内地经济发达地区逐渐人满为患，由此出现了长时间的人口流动。清朝统治者对此持务实与认同的态度，允许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垦荒种地，将此视为解决人口膨胀与人口合理分布的重要途径。如雍正元年帝诏：“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地，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23] (卷六)清廷对迁到西南地区的农民，实行减税和贷给种子、耕牛的优惠政策。因此，大批移民源源流入西南边疆地区。如云南，在腹地可垦之地已无多后，山区和边疆乃成为移民垦荒的重点。广南府地处偏僻，乾嘉以后，“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24] (卷二)。道光间，开化、广南、普洱尚有旷地，流民遂多至其地搭棚垦种，以后官府加强管理将之编入户甲。随后贵州农民又大量移入，“于是垦殖之地数以渐增，所遗者只地瘠水枯之区，尚可容纳多数人口，(后至之)黔农无安身之所，分向干瘠之山，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自成系统，不相错杂”[25]。清代迁入广西、贵州的移民亦不少。伴随着移民在西南地区的流动，玉米、番薯、荞、高粱等适宜瘠地种植的作物在西南各地得到普遍推广。这不仅为山区人民解决温饱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使较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山区和僻地成为可能。正是大量移民的迁入和高产农作物的推广，使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开发进入新的高潮，深刻地改变了山区和边地的面貌。
    与明代的做法不同，清廷把矿产等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并在云南完成了从“听民开采”到预放工本、官治铜政的制度转变，促成云南铜矿采冶业走向高潮。清代，西南各地特别是云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开发。统治者根据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把云南作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并把云南矿产资源的开发纳入到国家政策的轨道。兹以云南铜矿为例。康熙二十一年，蔡毓荣调任云贵总督，提出听民开采。此后，开始实行“官治铜政”，生产量出现逐步增长的势头。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将滇铜料“运至镇江、汉口，令江南、浙江、湖广办铜诸省，出价收买，以便还项”[26] (卷五八)，这意味着云南的“官治铜政”由地方性生产向全国性转变，并使预放工本的资金来源实现了从地方预算向中央预算的偏转[27]。这一转变，为云南铜矿的开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从而促使云南铜矿采冶业走向高潮，据研究，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五年，云南所产铜每年都在1000万斤以上，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等几个年份，则高达1400余万斤[28] (P81)。嘉庆中期以后，由于受封建社会采矿业自身发展的局限，滇铜的开采和生产逐渐衰落。
    在交通方面，清代在西南地区主要沿袭元明旧路，但交通管理之严密和运行的高效率，却超过了元明两代。据《清会典》：“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清朝邮驿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具有因地制宜和量途置驿的特点。同时，邮驿真正实现了交通与通信合一。驿站不仅是官方的交通组织，也是政府的通信组织[29] (P523)，这不仅有助于官府管理，而且有效地提高了道路的利用率。清代在交通方面超越明代的地方还有一点，即在边远地区普遍设置铺递路线，如在云南就置铺460余处。这些铺递路线大部分是以每一州县厅的治所为中心，即以县前铺或州前铺、厅前铺为起点，呈四向散射状与周围毗邻州县的铺递线路相联系，再与交通干道的驿站系统相连接，形成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这就较为有效地保障了信息的传递，对于边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后半期，1910年建成由昆明经滇南达越南的滇越铁路。这条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出自经济掠夺目的修建的，但客观上便利了云南与外地的交通往来。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明代的卫所制度不同，清代绿营兵基层驻防制度对边疆开发的积极影响。清政府完善、发展了明代镇戍制中已出现的汛地概念，并改造了明代于各地设置的哨戍和关隘，将两者结合，最终形成了绿营兵分防驻扎的制度--汛塘制度。这一制度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开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云南为例。由于云南的绿营兵经历了一个由以腹里地区为主要分布趋向以边疆为分布中心的转化，汛塘的设置与增置又使各地区的人口由本地平坝地区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向山区的扩散，故清代云南不但在整体农业发展水平上较明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边疆和山区的农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同时，对云南矿冶业、商业和城镇的发展与繁荣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0] (P186-221)。
    清代西南边疆开发虽取得了比以往历代都要高的成就，但是以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这一点，已逐步获得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