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对明、清两代在西南的经营活动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的结论。
    明、清两代都有大量的内地汉族移民进入西南。明朝对西南的大规模开发是从解决驻军的给养而实施军屯开始的。由于卫所制度所具有的特点，镇守各地的军士事实上成为明朝的强制移民，因此，明代进入西南的内地汉民，是以有组织的军土及其家眷为主要部分的。这与清朝的情况大为不同。有清一代，源源不断进入西南的移民主要是自发性质的，这与当时统治者已明确意识到人口膨胀问题及其压力有密切之关系。清朝统治者对向西南边疆地区移民有助于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允许流民到西南边疆地区垦荒种地，从而把移民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清朝统治者超越明代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西南的边疆民族地区到清代才真正出现了开发的高潮，奠定了近代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文地理面貌。
    明、清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稳定都是十分重视的。明朝通过派遣重兵，广泛推行并完善始于元代的土司制度，加强对西南的统治，以期达成“无西南之忧”的目标。中期三征麓川，以及中期以后对部分土司进行改流，均以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为转移。正如时任兵部尚书的王骥在反驳认为“麓川之在南陲，一弹丸之地而已，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宽其斧钱之诛，与我羽旄之舞”的说法时所坚持的那样：“思任发……虽蒙货罪驰恩，彼却怙终稔恶，释此不诛，诚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处觇视窥觎，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贻患边境。”[48] (卷七十五)清亦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治理与稳定，体现在其设治比明朝更严密，向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推进更强有力，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靖地方事”是目标之一，到了清后半期，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封疆大吏，都有了基本的边界意识，并体现在边界勘定过程中。但由于传统的“守中治边”，怀柔远人的观念影响，以及清政府的腐朽软弱，在西南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明、清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矿藏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与前代相比有了大大的提高，并对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但明朝大量搜刮西南地区的重要金属尤其是金银宝石，主要是出自满足宫廷私欲和享受的需要，而不是以资国用。同时这种搜刮毫不顾及百姓的死活，给当地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云南等地采矿业起了破坏的作用。在明代经营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对西南作为国家收取赋税和金属产品重要的来源地，有了实实在在的认识。因之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和清朝都很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在西南大力推进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这是明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积极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宏观治策的影响，明朝西南地方官府较为注重政区治所及其周围学校的建设，在边远民族地区官方学校教育较为薄弱；清廷不仅重视各级地方官府治所及周围学校的建设，而且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教育较前代更为重视，尤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了以义学为中心的基础教育体系。
    总之，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其对西南的经营是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的，并具有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深刻烙印，既体现了对历代治理西南所取得的成果的继承，又体现了明、清两朝在西南经营活动的阶段性特征。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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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清)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一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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