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教育
    作为继承了历代统治经验和传统的政权，明朝和清朝都很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在西南大力推进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这是明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积极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政治统治力度的加强，大量内地汉民以军事移戍的形式进入西南，明朝在思想上也加强了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这主要表现在明代西南儒学地域上的扩张和科举士人数量上的快速增加。兹以云南为例。
    元代以前云南经历了南诏、大理500余年的统治，文化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赛典赤及其继任者在云南大力倡导儒学教育。延祐元年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使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了汉唐以来新的高潮。时人形容说：“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驲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31] (P276)但是，元代云南儒学仅分布在中庆路(治今昆明)、大理等腹里靠内地区；百年中，云南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仅6人[32]。
    明朝历代君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33] (卷二三九)因之，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即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34] (卷一四四，卷一六三)。随后，儒学的重建、创设由腹里靠内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
    与之相呼应的是，有明一代，云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中文进士者达261人[35]，这是前所未有的。除此而外，明政府在一些府、县设有社学等，表明儒学在明代云南边地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地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如多民族聚集的寻甸府，自改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彝族聚居的武定府，原称“俗尚强悍难冶”，建学后旧习渐迁，“士民勤业，骎骎有省会之风”；大理地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于他郡”[36]。一些土官汉文化造诣颇高，“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37] (卷三一四)；蒙化彝族土知府左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38]。
    但是，与清朝相比，明代云南儒学和进士等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十分突出。如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创设学校最多，而广南府仅有社学，镇沅、永宁二府则无办学的记载。与此相一致的是文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至崇祯时，全省共产生举人2732名、进士261名，另有武进士47名，武举人103名，其中75％以上的进士出在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和永昌府[39]。大理府太和县地处洱海发达区的中心，有明一代，太和一县即出文进士35名[40]。而元江府、永宁府、景东府、广南府等边远府州在明代则没有出过进士。清朝继承了明朝重视儒学教育教化作用的传统，并且把儒学教育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推展。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课诲，使知礼义”获准[41] (卷二)。由此云南办学进入了传统教育以来的高潮。据统计[42]，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73所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张，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厅学、县学9所，前代未设府学的广南、开化等偏远府州第一次设立府学。书院在元明以来的基础上也得到了扩大。明清云南共有书院219所，除去部分在清初废毁者，前代所见达201所。一些偏远地区也出现了不少书院，如丽江府的雪山书院、玉河书院，开化府的开阳书院、文山书院、萃文书院、凤鸣书院、江那书院，广南府的青莲书院、莲峰书院、培风书院等[43]。
    清代义学在云南各地分布甚广。顺治时朝廷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立社学，主要分布于汉族地区的城乡；以后义学大量出现，多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代云南社学较为普遍，而清代则更多见义学。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各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一些偏远地区也建立起不少义学，如腾越厅有义学60所，丽江县27所[44]，开化府12所[45]，广南府9所[46]。
    与儒学教育在地域上的拓展相呼应，清代云南文人(进士、举人)的分布地域比明代进一步扩大。至光绪时，云南共产生文进士682名，武进士141名，文举人5697名，武举人5659名，另有钦赐进士19名、钦赐举人125名。在光绪二十九年的经济特科考试中，石屏人袁谷名列全国第一，为云南历次科举考试中的未有[47]。明代没有出过进士的偏远府、州、县厅在清代也出了进士，如景东直隶厅、元江直隶州、顺宁府、普洱府、镇沅直隶厅等。这些都表明清代云南的儒学教育由腹里发达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大为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