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万国公报》还刊有编者加的《强学会记》：“本年六月间，京师有拟开报馆之议（即梁启超在京办的《万国公报》--引者注）。南海康长素主事有为实左右之，袁慰亭观察世凯、陈次亮部郎炽、王幼霞给谏会英、丁叔衡太史立钧、翁师傅之从孙韬夫太史斌春、曾文正公之孙重伯太史广钧、礼邸之甥子爵某君、南皮张尚书之公子君立孝廉权等凡十余人，亦相与讲求中外掌故。惟日孽孽，旋以‘强学’名其会，而别设强学书局于京师，议印一切有用书籍。于是台谏、翰林之知名者，如洪右臣给谏良品、文芸阁学士廷式诸君；外僚之入觐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从周军门文炳、龙觐臣军门殿扬诸君先后入会，无虑数百。南皮张尚书拨款五千金，以济公用。寿州孙燮臣司公家鼐代备馆舍，以供栖止。常熟翁督平司农同和许从户都岁拨若干金，并拨发印书机器，以便开公。将来此会大成，用以转移风气，其所关系者大矣。”
    这一详实的资料可能也是随李提摩太觅得的序文一道寄沪。《强学会记》称入会者“无虑数百”，显系夸大；有关翁同和提供的帮助，从其详实的日记中也查无证据。尤其值得注意之处有二：一是“以‘强学’名其会，而别设强学书局于京师”，二者的关系看似先立“会”，后设“局”。二是张之洞、孙家鼐等人提供财物支援的对象实是强学书局（注：王栻先生在《维新运动》一书中虽注意到这一问题，却未能辨明强学会与强学书局的关系：“翁同和、李鸿藻、孙家鼐都是当日的一品大臣。他们不敢犯清政府一向关于结社的禁令参加到强学会里边去，只是在会外做赞助人，做技持者。”《维新运动》，第268-2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强学会记》接着写道：“京师士大夫议开强学会既定，旋拟先从上海试办”，一时名儒硕彦，如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汪康年、屠仁守、黄遵宪、康有为、梁鼎芬、张謇等，“皆入是会”；“至京师强学书局章程容俟下册续刊”（注：《强学会序》和《强学会记》均载《万国公报》，第83号。）。
    问题是，既然“京师士大夫议开强学会既定”，为什么还要“先从上海试办”呢？北京强学会到底有没有开办？
    有关强学书局的文献是署名“北京同人（即强学书局发起人）公启”刊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第84号，十二月出版）上的《强学书局章程》，计十四条。书局同人先前已将章程分寄京官、各督抚及各国驻京公使。章程总论称：“同人设立此局，专主译印中外时务新书，凡中国旧有经世各图籍、中外各国地图天图、奇物奇器、新事新法，有关文治武备、国计民生者，均在讲求之列。”书局不仅购书，还采购各种仪器，“如西国藏书楼、博物馆之例”。强学书局采用股份制，章程着重阐明书局如何按照股份制来运作，明确规定“股友”按所购股本多少而分别享有的各项权利。所译印报章对“所有入股各友均一律致送”（注：《强学书局章程》，《万国公报》，第84页。），购书则按股本多寡分别优惠等。
    北京强学会是以讲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强学书局是新式的股份制文化企业；活动方式一个是“讲”，一个重在“译”。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上海强学会的章程、序文等均刊之于上海出版的《强学报》第一号。而查阅所能见到的被人称之为北京强学会机关报的《中外纪闻》，却不见有关成立京师强学会的消息，也未刊登《京师强学会序》或章程一类的文献，这又是何故？
    二、英美公使及京官、督抚是“入会”还是“入股”
    无论是学会或书局，均需一定的经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追溯此事时，均提到中外人士向强学会捐书、捐款及图具等。英、美公使愿大助西书及图器，刘坤一、张之洞、王文绍各捐五千金，宋庆、聂士成咸捐数千金。
    疑问是：从上面几则有关“会”、“局”的资料看，征集图器、接受捐款只是书局公开发出的倡议，《强学书局章程》详细列出了捐款者作为“股友”将享受的各种权利，而《京师强学会序》并未以此相号召。那么捐款者到底是“股东”还是“会员”呢？且不说西人，封疆大吏敢在首善之区公然冒犯严禁结社集会的清律，入会结党，自认为“会员”吗？我们更不应忘记，此时除了戒缠足会之类的会、社外，尚无公开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会”，兴中会只是设立于海外的秘密社团。且康有为本人对社、党之忌也有所顾忌。他在八月二十九日被迫出京南下时作的一首诗中写道：“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复社东林开大会，甘陵北部预飞章。鸿飞冥冥开将黑，龙战沉沉自又黄，一曲欷歔挥涕别，金牌召岳最堪伤。”（注：《南海先生诗集·汗漫舫诗集》，第36页。）
    三、遭查封者是“会”还是“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七日，光绪帝发布了查封强学书局的上谕：“御史杨崇伊奏，京官创设强学书院，植党营私，请旨严禁一折。据称，‘近来台馆诸臣，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抄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等语，著都察院查明封禁。”（注：《清实录》卷381，第8页。）
    杨系李鸿章的亲家，与后党过从甚密。当初李欲捐款而遭拒，杨氏奏劾，显系为李发泄私愤（注：《康有为自编年谱》曰：“（八月）二十四日，同会诸子公饯唱戏，极盛会也。是日合肥（李鸿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同会诸子摈之，议论纷纭，杨崇伊参劾之衅，遂始于此。”《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4页。）。 从杨的奏本及皇帝的上谕看，查封的虽是强学书院，实是强学书局。因为《中外纪闻》并非时人讲的强学会的机关报，而是由强学书局主办。查该刊《凡例》，署名“强学书局公订”，第一条讲得非常清楚：“本局新印《中外纪闻》，……”而杨氏所劾“函索外省大员……”，指的正是强学书局发出的招股章程。又，杨氏为发泄私愤，实欲置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于死地，若洞悉他们在京公然私立“会党”，这不正好授柄于杨，杨岂能轻意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