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结论：欲溯北大之源，当是强学书局
    综上所述，康有为确有开京师强学会的计划，七、八月间是其筹议阶段。正当其紧锣密鼓、欲健全强学会机构之时面临守旧派的非议，并被迫避走沪上。九月京师强学会遂以强学书局的名义变相存在，并大张旗鼓地展开招股活动。此后“强学会”一词在北京渐不被人提及。这也是为什么杨氏弹劾的对象是强学书局而不是强学会的缘故。
    一个学会的成立当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公开的章程、具体的活动方式。这些只有上海强学会具备，而京师强学会仅有一纸序文，且在异地发表。从这个意义上讲，京师强学会尚在襁褓之中。京师只有强学会之议，无公开成立之实。
    由此看来，欲溯北大之源，当是强学书局。名称之异自应厘清，不应混淆。
    十、附论：梁启超与京师大学堂之“关系”
    梁启超称他与创办京师大学堂为“有关系之人”，但这种“关系”除了从京师大学堂的沿革上考察外（强学会--强学书局--京师大学堂），还有代刑部侍郎李端棻代拟奏折一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折称：“本年七月十三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议复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折内，京师建立大学堂一节，系广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注：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戊戌变法》（二）， 第425页。）孙氏的复折， 系奉旨对李端棻提出的在京师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回应，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当是李氏而非孙氏。而李氏的《请推广学校折》（五月初三日上）实出自梁启超之手。
    最早对此作出推测的是罗惇曧在《庸言》第13号（1913年）上发表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记》，称“梁启超为侍郎李端棻草折，请立大学堂于京师”。如今透过《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其事确凿。
    《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吴德潇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二十九日致函梁氏，询问代拟奏折事：“卓如近日忙否？高阳信发否？棻老奏拟否？”（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3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高阳”指李鸿藻， 维新派视为同党；“棻老”，即李端棻（字棻园）。
    又，梁启超于五月致函在武昌的汪康年：“龙伯鸾带去李棻师之折，乞代索取，因无副本也。”（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6页。）“龙伯鸾”即是梁鼎芬的表弟，亦为张之洞的幕宾，他是该折由沪至汉的传递者。该折传递路线是沪--汉--京。
    五月下旬李端棻复梁启超函，告知该折的下落：“月前所上一疏，饬交礼部、总署会议，准驳尚未复议，俟有定议，再为寄知。”（注：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233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月前所上一疏”，即五月三日递上的《请推广学校折》。
    李端棻是梁启超妻之兄，思想上与维新派十分接近，所上《请推广学校折》在变法维新运动期间对推进新式文化事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此外，作为并入京师大学堂“二局”之一的译书局，系在“百日维新”期间由梁启超奉旨办理（注：“五月十五日奉上谕：举人梁启超着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6页。）。厘清了强学会、 强学书局、官书局、译书局缘委之后，回过头来看梁氏自己讲的他与北京大学“为有关系之人”，确是平实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