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八日函：“强学书局已开，兄于十月十一日移住局中。先以报事为主，好在现在已有翻译之人，西报数种，东报两种。”（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1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函：“（强学）书局忽有初七之变（即杨氏弹劾而遭查封--引者注），时不知为交都察院，以为交五城，故来人意在速迁。顷刻间闲人满院，虽欲不迁而不能。局物小有遗失。”此函还提到“言官上书”：“上游颇有出力补救者，词已上达，开年当有转机。”（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20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函：讲到书局遭查封的确切时间：“初九始来封也”，“初九晚北城出示拿人”（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汪大燮作为局中之人，信函提供的资料有较高的可信度。将汪氏的七件函联贯起来看：八月份京中人士确有创强学会之议，但只是“微有眉目，章程尚未定”。九月，即康有为离京后，便出现了“译书局”之名，这大概是从强学会到强学书局间的一个过渡名称。十月初正式定名为强学书局，书局随即开张运作。查封书局的确切时间是十二月初九。书局存在时间约两个月，所出《中外纪闻》二日刊，始于十一月初五，终于十二月初三。（见《中国近代期刊目录汇编》，第1册）
    梁启超在致汪康年函中提到的吴樵，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十二日复汪康年书中也讲到此事，兹引以为证：“此间会事大非吾辈在鄂时意料所及。中国事大抵如此，不必诧也。初名强学会，后改强学（书）局。”（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4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七、上海强学会是“总会”还是“分会”
    有不少文献提到总会与分会的问题。如，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函》：“嗣同于总会、分会均未与闻，己既不求入会，亦无人来邀。”（注：《谭嗣同全集》，第455页，中华书局1981年。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九月（实为八月二十九--引者注）康有为出京游南京，说张之洞谋设强学分会于上海，张大喜，会遂成。”（注：《戊戌变法》（一），第297页。 ）许同莘所作《张之洞年谱》说：（康有为）“旋赴上海设分会，张（之洞）列名。”（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96页。）然而，康有为作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却说：“会立于上海，以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这与前面《强学会记》中“京师士大夫议开强学会既定，旋拟先从上海试办”到是一致的。那么，到底有无“分会”、“总会”之分呢？
    窃以为，康有为在京师时确有在京设强学会总会，各省设分会的宏伟设想。但自其在京师欲立强学会受挫后，便转而赴沪另辟天地。上海当时是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管辖范围，康有为深知，欲在上海掀波起澜，必须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九月十二日康有为经海路抵沪后，十五日即赴南京。他在南京“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张氏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论”虽不表支持，但康有为劝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计划却获得许可，故康称此行“事大顺”。南京之行使康有为立强学会的信心大增，向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康有为此时遂生“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想法，干脆立总会于沪。尽管张不支持“孔子改制论”，但康有为返沪后，却坚持“孔子改制论，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他在《强学报》第一期上迫不及待地刊出了《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和《上海强学会章程》。待张之洞见到《强学报》后，以其用孔子纪年，即致电责其“背盟”，令其勿办。康有为以为事实已成，告之：“会章大行，不能中止。”（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5页。又， 梁启超在1898年作的《纪年公理》中，也追述了康有为在筹备强学会时欲以孔子纪年而遭遇到的阻力：“南海先生倡强学会，即用史公之例（即史马迁作老子列传，以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引者注），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会中一二俗士闻之，则舌挢汗下色变，惧祸将及己，汲汲请除名。曰是不奉王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清议报》，第16册。）
    这样，康有为执意欲兴办的事业在京师虽未能开花，在上海总算结出了果实。这与上海较京师风气更为开放及张之洞的默许是分不开的，但不能以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并发行《强学报》来反证京师也成立了强学会，甚至称上海强学会为京师强学会的分会。我们可以从上海强学会推测当初康有为欲立京师强学会的影子，但也只是一个“影子”，终不能与“真人”相提并论。
    八、康、梁后来为何坚持以“会”代“局”
    维新派在京师公开成立的是强学书局，为什么后来康，梁多言“会”而少提“局”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以后，特别是梁启超为李端棻草拟的《请推广学校折》（见下文）于五月初三日上达后，各地的新式文化事业蓬勃兴起，各类倡导新学的学会如雨后春笋。“会”虽为清律所不容，但在朝野一片变法自强的诉求声中，禁止集会结社的清律实不废自弛。康、梁之所以称曾成立过强学会，无非是表明他们是清末新式学会的首倡者，其开疆辟土之功非康、梁莫属（注：康有为在《汗漫舫诗集》中甚至称强学会“为政党嚆矢，士夫云从”。参见《南海先生诗集·汗漫舫诗集》，第35页。）。诚然，京师强学会虽未能开张运作，但其首倡之功及在朝野的影响自不可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