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官书局由“会”还是由“局”改成
    时人论及改“局”一事，均称系改强学会为官书局，实误。强学书局被封禁后，“言官多有上书之争，而御史胡孚宸一疏尤为剀切。”胡氏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书局有益人才折》中云：“京师近日设有强学书局，经御史杨崇伊奏请查封，……惟局中所储藏讲习者，首列圣训及各种政书，兼售同文馆、上海制造局所刻西学诸书，绘印舆图，置备仪器。”（局中的这些书籍、图器实赖英美公使及督抚京官的捐助）。他奏请将其改为官书局。同日，总署在复奏中称：“该御史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自系讲求实学、培养人才起见，臣等公同商酌，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09页，3738--3739页，中华书局1984年。）钦派的大臣正是支持过强学书局的孙家鼐。次年二月，他拟订了《官书局章程》，所列七条应办之事，大多承袭了《强学书局章程》，只是声明出版的《官书局报》将较《中外纪闻》更具官方色彩。
    五、“会”、“局”二字的本质区别
    以上奏、谕无一例外，只讲强学书局，未提到强学会。但当事人康、梁在事后却只讲“会”，不提“局”。个中缘由还得从康有为、梁启超的自述材料中寻找答案。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康氏果敢无畏，欲知难而进，冒数百年来的“社、会之禁”，公然以开“学会”相号召。但破禁例，非朝夕之功。就在“舆论渐明”的时候，“大学士徐桐、御史诸成博，皆欲劾奏，沈子培（沈曾植）、陈次亮（陈炽）皆来告，促即行，乃留卓如办事，而以八月二十九日出京。”（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3--134页。）不难发现，康有为离京的原因正是成立京师强学会的图谋遭到守旧派的弹劾与谤议。
    其实，康氏的冒险举动不独守旧派“欲劾奏”，维新派内部意见也不一。梁启超说：“当时创议之人，皆赞此举，而惮‘会’之名，咸欲避之，而代之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而先生（康）龂龂持之，不肯迁就，余颇怪焉。”（注：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第10页。）梁氏的“惮‘会’之名”与康氏的“戒于会、社之禁”，正好相互印证了成立强学会所遭遇到的阻抗。
    受命留下来“办事”的梁启超是此事的关键人物。梁的性格不像康有为那样坚毅、孤傲。诚如梁氏所言：“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甚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康、梁“最相反之一点”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注：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4、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面对守旧派的反扑，加之本来就“惮‘会’之名”的梁启超，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免蹈康氏之覆辙，梁本着“有其实，不必惟其名”的思路，打一个“擦边球”，强学书局应运而生。书局属企业，丝毫不触犯清律。
    强学书局遭查封半年后，当初的紧张气氛渐趋缓和。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都城官书局开办缘由》进一步阐明了个中的缘委。梁启超说：“学会、报馆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初，动遭疑阻。去年京师成立强学会于城南之孙公园，为诸京官讲求时务之地，已而改为强学书局，已购置书器，开刷报章。”照此看起来，强学会和强学书局在时间似乎是继起的，但严格说来，京师强学会尚在襁褓之中，因为早在酝酿时期康有为就到上海避祸，留下来办事的梁启超已将对外所挂的牌子易为强学书局。
    六、汪大燮等致汪康年函提供的旁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二十日梁启超在致汪康年函中谈到强学书局被封时说：“铁樵（吴樵）、伯唐（汪大燮）书中详之，无事琐缕。”（注：《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1页。）汪大燮系汪康年堂兄，时任总理衙门章京。作为局中之人，他在致汪康年的函中多次提及强学会和强学书局。兹摘数函：
    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十九日函：“京城士夫拟联强学会，已赁屋孙公园，微有眉目，章程尚未定。”（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这说明八月即康有为在京期间确有立强学会的动议。
    八月三十日函：“京中同志有强学会，事当可成，或且与之委蛇而已。”（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1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看来汪氏虽闻有立强学会之事，但并非热衷于立会之人，而个中秘密也未必尽悉。而“事当可成”，说明此时强学会还未正式成立。此函写于康有为出京后的次日，这表明康氏在京作的《京师强学会序》及后来以张之洞名义发表的《上海强学会序》均不足以证明强学会已经成立。
    九月二十四日函：“京中同人近立有强学会，亦名译书局，下月开局，先译日报，凡伦敦《泰晤士》、《代谟斯》报先日出一册，约十页等。……同人延兄及梁卓如为主笔，下月当移寓后孙公园安徽馆间壁。”（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14-7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这里首次出现了一个单位两块牌子。
    十月初三日函：“兄初十左右即移居强学书局，寄上章程一册（即后来刊于《万国公报》上的《强学书局章程》--引者注），招股票一张，乞察阅。此事原以陈（次亮）炽、丁（叔衡）立钧、沈子培、张（巽之）孝谦四人为总董。而张巽之意见重、气焰大，群恐因此事坏，现在大致皆张主持，未能十分周妥，此事勿为外人道，只可将来修补。报章则兄与梁卓如为主笔。有卓如之勇，甚妙甚妙。大约两日一册，每册七、八、九页不等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16--7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这里提供了有关强学书局的人事、集资方式及出版报章等更详实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人事，名曰“总董”，而非“会长”、或“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