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儒释道和喇嘛教采取了包容政策
    在整合并尊崇萨满教的同时，努尔哈赤对汉族的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包容政策。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即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前一年，当时女真尚未进入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就在赫图阿拉“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12][卷2，乙卯年四月，p.332]“七大庙”具体是哪7座寺庙，未见史料详载，但可以确定的是，其中有关帝庙、文庙、堂子、玉皇庙和地藏寺。在尚未建立政权之际，在当时人力物力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耗时3年，同时修建7座寺庙，显然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而且已知的5座寺庙，囊括了萨满教和儒释道三教。其中堂子属于萨满教，文庙属于儒教，地藏寺属于佛教，玉皇庙、关帝庙属于道教，可见努尔哈赤不仅对萨满教，而且对儒释道三教都尊崇有加。努尔哈赤对佛教、道教的尊崇，留下了许多相关的传说，清人对此也有记载：“相传太祖在关外时，请神像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国语谓祖之称也。”[13][卷3，p.60]萨尔浒大战后，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寏看到努尔哈赤“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将胡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7][p.43]显然是一个佛教徒的形象。努尔哈赤还十分注意保护寺庙，他曾下令“不准任何人毁坏庙宇，不要在庙里拴马牛，不要在庙里出恭”，违者“将逮捕治罪”。[14][p.74]
    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努尔哈赤对蒙、藏地区盛行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僧侣也优礼有加。天命六年，囊苏喇嘛从蒙古科尔沁部来到后金，努尔哈赤与其握手相见，并设宴款待。[10][p.203]10天后，囊苏喇嘛属下两个小喇嘛来归。[10][p.208]第二年元旦，努尔哈赤就让这两个小喇嘛随同后金的王公大臣一同参加新年朝拜。[15][p.88]囊苏喇嘛感念努尔哈赤的优待之恩，临终前叮嘱将其遗体葬在辽东。囊苏喇嘛死后，努尔哈赤为其在辽东城南门外修庙治丧，将其后事料理得十分周全。[10][p.365]
    二、皇太极时期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
    皇太极继位后，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使后金的政治焕然一新。同时，他在宗教事务方面也颇有建树。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既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对汉、蒙、藏等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也有所吸纳，使满洲的宗教信仰逐步趋向多元化。
    (一)继承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并将其置于主导地位
    皇太极继承了萨满教祭拜堂子的传统。天聪元年(1627)元旦，他即率众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0][p.805]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后，正式规定：每年元旦，皇帝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此外还规定，凡官员庶民等，设立堂子致祭者，永行停止。[16][卷65，p.3355,3357,3358]从此，萨满教祭堂子的仪式为皇帝所垄断，官员和百姓祭堂子的权力被取消。并且参加祭拜堂子的人员构成也有深意。以崇德七年元旦为例，“卯刻，上率和硕亲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文武大臣及朝鲜世子、外藩来朝蒙古王、贝勒并其大臣等谒堂子，行礼。”[17][卷59,崇德七年正月辛未]从中可看出，除了清朝君臣外，属国朝鲜、外藩蒙古的王公贵族也要参加祭拜堂子的仪式，以此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对清朝的臣服和忠诚。
    皇太极时期是有清一代对堂子最为尊崇、使用最频繁的时期。除重大节日外，遇有大事，如军队出征等，都要祭拜堂子。例如，天聪六年(1632)四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征讨察哈尔。临行前，他先“出抚近门，诣堂子毕”，大军始西行。[17][卷11，天聪六年四月戊辰]崇德元年五月，皇太极派阿济格等领兵往征明朝。出兵之日，他“列大驾卤簿，诣堂子行礼。又于堂子外列护军八纛，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7][卷29，崇德元年五月癸酉]仪式极其隆重。遇有喜庆之事，也要祭拜堂子。例如，崇德七年(1642)，皇太极因攻克锦州，特率众“陈设卤簿鼓吹，辰刻出抚近门，谒堂子”。[17][卷59,崇德七年三月庚辰]可见，祭堂子已不仅仅是一项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活动，颇有“政教合一”的意味。
    (二)重视儒教，实行儒家礼制
    皇太极对儒教比较重视。早在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即下令改建沈阳孔庙，[18][卷43，p.762]开始崇祀孔子，此举极具象征意义。同年，皇太极便开设文馆，还举行了后金建国以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录用考中的生员。由此可见，建孔庙，祭孔子，是皇太极重视、振兴文教，并开始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的一个显著标志。崇德元年，皇太极定文馆三院之名，分任职掌。其中，秘书院的一项职责就是遣官祭祀孔庙。[10][p.1403]同年八月初六日，皇太极遣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于孔子神位，称颂孔子“圣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并“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10][p.1561]三年二月初六日，皇太极又派官员祭祀孔庙。[19][p.53]但在当时，祭祀孔庙的时间并没有正式固定。五年，遂又规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行释奠礼。皇太极首开了清朝崇文重道的先河，正如乾隆帝在《文庙诗》注中称：“我太宗初创大业，即敕建文庙于盛京，行释奠礼，[20][卷353，p.5693、5694]开创规模，崇文重道，已肇一统文明之盛也。”[18][卷17,p.304]
    皇太极还仿照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做法，筑坛庙祭祀天地和祖先。天聪十年(1636)，他设圜丘(即天坛)于德盛门外，方泽(即地坛)于内治门外，并祭告天地，继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8][卷85，p.2503]同年，皇太极于盛京建立太庙，祇告太祖山陵，并“定四孟时饗，并每月荐新，每岁圣诞及清明、孟秋、望岁暮、忌辰，均于太庙致祭”。[20][卷341,p.5087、5088]在崇德元年，历代封建王朝所拥有的天坛、地坛及太庙等祭天地和祭祖场所，都已齐备，表明清代的祭祀制度逐渐向汉族封建王朝的儒家礼制靠拢，并趋于完善。
    (三)尊崇汉传佛教
    皇太极非常尊崇汉传佛教。《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载：“我满洲国自昔敬天与佛与神出于至诚，故创基盛京，即恭建堂子以祀天，又于寝宫正殿恭建神位以祀佛、菩萨、神及诸祀位。”[21][卷1，p.3103]盛京皇宫为皇太极所建，皇太极在自己的寝宫清宁宫供奉佛、菩萨，并将其作为萨满祭祀的朝祭神，足见其敬佛的虔诚。
    皇太极还兴建和修缮了许多佛教寺庙，并给寺庙划拨僧人、供给衣粮，对有功人员还给予褒奖。例如，天聪四年(1630)，皇太极见有僧人为正黄旗修建寺庙，则“发帑金二百两，为庀材鸠工之费”。[22][卷260，p.5792]同年，又敕建莲花寺。后来，又陆续下令重修广佑寺、栖云寺和无垢净光舍利佛塔等古寺、古塔。六年，皇太极给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修建的地藏寺“拨僧居之，岁给衣帽”。[18][卷37，p.1456]崇德元年，皇太极给辽阳州的大安寺“拨僧人十名，给衣粮”。五年，又给辽阳州的龙泉寺“拨僧人九名，给衣粮”。[18][卷97，p.1463]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以罗礼迎请玛哈噶拉佛有功，将其授为一等甲喇章京。[17][卷42，崇德三年七月丙戌]七年，以三等甲喇章京臧国祚有“修复北舍利佛塔”等功劳，将其“升为二等甲喇章京，承袭照旧”。[23][p.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