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宗族研究在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史论到结构功能论再到文化象征论的转变，宗族不仅被看做一个结构与功能完备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而且被当做一个具有政治性、社会性、强烈文化性的地缘组织形态。不论是何种理论框架之中，当比较研究被作为最基本的方法时，学界普遍认为北方宗族组织的影响远不及南方，北方的宗族研究也因此相对滞后。但近两年，华北宗族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①，这些成果在形成与南方宗族研究对话的同时，实现了对宗族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也形成了北方宗族的理论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突出了墓祭在收族中的作用；突破结构论，强化宗族的脉络研究；强调地域性特征与宗族意识的培养。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有鉴于宗族主要是血缘和地缘的结合，而村落是其活动的舞台和空间，引入空间维度，进入村落之中，追问自然环境背后的文化意义，探讨村落环境与组织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许是进一步深化宗族研究的路径之一。本文即以明初至清末山东东阿苫山宗族②为研究对象，认为在相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北方宗族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而这种不平衡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与空间环境的变迁。
    一、水患与商道：京杭运河影响下的苫山聚落
    聚落环境是地方社会组织的主要活动空间，因而宗族组织的发展也必然受到聚落环境的制约。事实上，聚落的空间并非只是居住的圈域，除了物质空间表象，还包含更深层次的人文背景。因此村落环境之于宗族，是基础和起点。对于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而言，宗族组织的发展，既是对周边环境资源的认可、承纳、改变的过程，又是对聚落领域、资源进行划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都是在社群无意识接纳与有意识认同与协调之中完成的。
    苫山因“峦峰层叠有苫盖形”③而得名，位于山东省东阿县西南部。明万历朝于慎行所修《兖州府志》载：“苫山，在城(东阿)西二十里，平地一丘，状如螺旋……苫山之旁为雨山，又西为关山，自鱼山以西皆平原旷野，小山相望，邑之膏壤矣”④，又因“岱宗(泰山)盘回几三千里，西来之脉至苫羊而止，故又名驻岱山”⑤。苫山东为大清河⑥，西为京杭大运河。“去山不里许，居民繁衍，更筑数十舍，自为聚落”⑦，依山而居形成的聚落亦名苫山。从行政区划来看，明清两代，苫山隶属于东阿县六乡二十四社之尚德乡路疃社⑧。明正德七年(1512)邑人苏则曾在《重修石佛寺记》中说：“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⑨；康熙朝《张秋志》也记载：“东北为东阿之路疃社，其聚居曰苫山集，去镇三十里，风气颇佳，多士族，厥田肥饶。”⑩村落的结构，若按照点、面的布局，可简单地归结为石佛寺、三圣祠具有“中心”意义和“场所”精神的点，以三姓分居而形成的东、西、南(刘氏宗族居住村落东部、洪洞李氏宗族居住村落西部、登州李氏宗族居住在村落南部)的村落布局。也就是说，每个姓氏既有共同的以信仰为中心的庙宇，又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苫山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上，西部的大运河及东部的大清河皆可给其提供丰沛的水源。但从长时段来看，运河这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给苫山带来的影响却并非仅是水源的问题。京杭运河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命脉，明、清“保运”漕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运河沿岸区域利益为前提的，为运河提供水源的黄河的漫溢及改道给沿岸农业造成极大破坏。李濠《苫山志》详细记载了苫山在明代被灾的情况：“弘治二年，河没安平，苫山被水。”(11)关于这次水灾，《明史河渠志》中有载，黄河冲毁张秋沙湾运河堤岸，“掣运河水入盐河(大清河)，漕舟尽阻”(12)，“决口奔猛，戒莫敢越”(13)。时任都察院副御史的刘大夏通过在决口上游开新河、疏浚旧河、加筑水坝等方式使河口得到治理。其后，黄河之水对于此段会通河没有造成大的威胁。但明清易帜之时，长期战乱，运河失修，清初，黄河决溢危及运河的事情时有发生，顺治七年，河决荆隆口，“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如海”(14)。道光朝《东阿县志》中记载了清代该地区遭受水灾的情况：“雍正八年水患”；乾隆十一年八月十七，“南河水溢，有发水被淹之州县”；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二，“今山东滨河州县因堤岸漫溢不无被溺之处”；嘉庆十八年五月十四：“东省沿河州县漫水受浸，小民荡析离居。”(15)民国《东阿县志》则记述了咸丰朝及其之后黄河改道对该地的影响：“咸丰五年，黄河决于铜瓦厢，东流张秋入东阿境，挟汶水穿运河占小盐河夺大清河至郭家口，经本境八十余里，运道大坏，漕船阻遏不行，而沿河两岸居民田畴庐舍淤没殆尽，荡析离居不堪其苦。”(16)
    同时，作为南北通衢，运河所形成的商业气息和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也影响到这一村落群体的生活方式。苫山距运河仅十五里(17)，至迟在清康熙年间，其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中心--集市(18)，“逢一六日为集期”(19)，“一二负贩专鬻给邑人之用，四方珍奇大都略备之”，“所贸皆布帛菽粟，绝无织靡猗丽之观”(20)。再从地方志中所记“鲜有千金之产”(21)等内容来看，这种集市主要是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初级市场。据许檀先生研究，“集市的勃兴大致始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因战乱灾荒的影响一度受挫，经康熙、雍正年间的恢复、整顿，乾隆以降进入一个全面的持续发展阶段”(22)。关于中心集镇的问题，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23)若从这个意义上说，苫山人群的实际交往边界大于自身所在村落的范围。具体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现有资料所提供的内容有明显的发展与变化的痕迹。成书于顺治十八年的《苫山志》这样记载明代该村落的风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苫山地迩京畿，化承邹鲁，士人崇礼让，小民业耕桑，卿大夫率敦行，积学精炼亢爽，有大邦之遗风。”(24)而乾隆年间的《兖州府志》则有着不同的说法：“总其大都，士廉而朴，不习进取，民质而惰，不善盖藏，民之业农居六七，贾居一二。”(25)由于文献涵盖的范围不同，所记载的内容有所差异也是自然，但其间约略可以说明，运河畅通所带来的商业精神，部分地影响到了聚落民众的生活与行为方式。
    由以上不同文献的记述可知，苫山村落在特定的(运河影响下)自然-社会生态环境中形成了运河区域村落的文化特征。一方面，突如其来的水患，会直接造成对村落人群的打击，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疏离村落与宗族人群的关系；另一方面，商业精神与文化交融又会逐渐改变人们对于传统的认识，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在运河水患与商品经济意识和相对发达的文化的多重侵蚀、浸润之中，苫山一刘二李宗族进行着对村落土地等物质资源和宗教、教育等人文资源的分配与整合。其间又会因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而产生社会分层，这必然导致村落社区结构在统合性中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不同的宗族而言，差异性埋藏于村落的最深处，或者说他们落籍村庄的起点即是我们认识这种差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