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敬宗与收族：三族收族方式的异同
    关于北方收族方式与南方的差异，王日根、张先刚曾以山东栖霞多个宗族为例，撰文阐述了墓地、族谱、祠堂在宗族收族中的作用以及其与南方的不同，认为：山东栖霞宗族的收族形式经历了从墓地、族谱和祠堂的递相转换过程。明中叶前后，栖霞宗族继承了唐宋元以来的墓地祭祀的传统，以墓地为中心开展一系列宗族活动。入清以来，族谱修纂在民间推广。而作为宗族重要表征的祠堂，在清中叶以后才开始在栖霞发展和普及(44)。从苫山三族的收族情况来看，情况与之有所不同，这种差异除却时间上的错落外，还有就是大小宗族在收族方式的变化及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问题。而分析同一空间聚落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宗族的发展脉络，更能反映宗族的区域性特征和兴衰之原委。
    首先，对刘氏家族而言，家谱、祠堂、墓祭收族方式之间并无时间上的递相转换，都在明弘治年间完成。以下逐一论之。
    刘氏家谱创修于明弘治元年(1488)，其后历经六次续修。其间各支谱也经过多次续修(45)。该族家谱的修撰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每隔几十年就修谱一次。但在各个时期，修谱的原则却不尽相同。刘氏宗谱的编纂始于功名获得之时，四世刘琏入仕后，即开始为宗谱的修纂做准备，其子刘亨“自壮年即欲修谱，以绍成先志，而襄阙事。奈何奔驰仕路久而未获。乃于弘治之初，政致之暇间与乡邦二、三硕德之曰：‘宗谱之作惟据见闻之真信。’”(46)可见，刘氏谱成于族人入仕之初。弘治十五年，六世刘继在续修家谱时说：“世人不修谱因袭弊来远矣，生每愧，夫儒者莫倡其始？”在这里，刘继明确将修谱看作儒者的担当和责任。这种担当表现在宗谱的编纂体例上：“参用欧苏谱法以为世系，既又为图录、为世考、为谱传、为宗范、为祠墓志，皆缘情而起例，因名而演义，详著于篇，以成一家之迹。至于诰敕诗文皆附录于后，凡昔人谱法之未备者，今皆备之。”(47)这种编纂方法一方面是对宋儒家族建设的吸收和借鉴，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对待始祖的问题上，刘氏族谱的编纂则“推先考之上得三世之真断，以柒公府君为一世之鼻祖。自一世之下则派衍之而弗稳，自一世之上则略去之不宗。其衍之者以近则见闻而可考，其略之者以远则嫌疑涉而莫稽也”。时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对该谱这样评价：“夫谱有传与绍之道焉，由吾而前者吾得而绍之，由吾而后者吾得而传之，所谓传与绍非必专恃乎谱也，而苟非此则以无所于系耳，故君子之有事乎家者必先焉。今世士大夫家鲜克存谱，其存之者不过以世数为称谓辨据之资，而谱之道几废。其或附会窃冒以伪于身及其子孙又弗屑论也。”(48)
    这段评论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当时士大夫之家的家谱并不多见；二是当时多数家谱的编纂并不符合宗谱编纂“所以纪宗支、序昭穆、别亲疏，繇是以笃恩义、正伦理而有系于风教者”(49)之意，而只是用以作为证明自己身份的资本。早在明初，宋濂针对“官不必有簿，而品第混淆，家不必有谱，而姓氏无别”(50)的情况，就曾感慨说：“近世之士……多务华而炫博，或妄为字名，加于千载之上可知之人，或援它郡异族之贵显者以为观美，其心非不以智，卒陷于至愚而弗悟也。”(51)可见刘氏之“宗谱之作，惟据见闻之真信，以传信斯为善耳，使远而不可知者，虽远且达不宗也，妄而宗之则援矣；疑而若可信者，虽近且亲不载也，强而载之则伪矣”(52)的编纂原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模范”意义。
    入清，“经明清改革之时，兵火仳离，家室不能保聚”，同时，水患令家族被灾迁移，“相对莫识、视为途人者”(53)。刘氏家谱的编纂遂出现了“中不无疑而未确、断而未续之处，有使后人览之茫然不知其为何人祖父者”(54)的情况。对此，宣统二年(1910)家谱编纂者刘名昭感慨曰：“自有明中叶以来，吾先人其功名功德其耀汉简昭耳，目者何其盛哉！至今四百余载，其间入成均游泮宫者岁代有其人，然可云闾里荣究非为邦家光也。由今视昔，不几如岁之冬日。吾族今由未有显达者，其天道之难必欤？抑以人事之未尽也。”(55)显然，其将世事变化与族群的变更看做是家谱不修与修而有变的原因。
    祠堂也是明代刘氏进行收族的方式之一。弘治十五年(1502)，首次续修家谱的五世祖刘继又同时创修了刘氏祠堂。时任吏部政福闽莆田梅坡许翰彦在为刘氏祠堂所作的《刘氏家祠鼎新堂记》中曰：“祠堂之建，所以序昭穆、明人伦、敦孝道、属人心，有关于明教者不浅。古者四时有祭，三月无君则吊，备载仪节，家礼昭彰，有目者借可睹。惜人心易私而难公，道心难明而易昧。东阿刘永之氏者，明理之士，独见于此。”(56)由这段文字可知，刘氏祠堂的修建在当时当地是较早的，即文中所说“东阿刘永之氏者，明理之士，独见于此”。常建华认为：“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嘉庆十五年允许官民祭祀始祖，设立家庙。”(57)从常先生所见北方宗祠设立时间普遍是在嘉靖之后，但刘氏却在弘治十五年即已建立起祠堂。尽管从上述碑文资料中我们并不能清楚祠堂奉祀的是高、曾、祖、祢四代神主(58)，还是突破了这种限制，将奉祀对象扩展到四代以上的祖先以至始祖，但这至少表明刘氏家族士大夫“敬宗收族”强烈的家族意识与经济实力的增强。作为宗族的象征，家祠既凝聚了本族之力，又显示出有别于他族的地位。
    北方宗族中，“墓地是其活动与存在的特点”(59)。刘氏的墓祭情况在家谱中所见无多，只记“一世葬苫山之阴，祖茔稍东，所居苫羊二里许，我后人自昔至今皆葬于此”(60)，但至今保留于新修刘氏家庙中的一通名曰“刘氏祖茔祭田、宗祠地基宗志”的碑刻，则约略记载了刘氏墓地及祭田的情况：“祖茔在山之西北里许，原地若干亩，嗣是而湛君、天霖君暨祖武、鸿格诸君频捐地若干亩，总林地四十余亩。……吾六世祖参政公创修义社，敬宗睦族洵盛事也。逮七世叔祖中丞公率众置祭田百余亩，庶几鲜‘惟士无田’则亦不祭之辈耳。特世远年湮，其增减正难细数，只存祭田二十余亩，祭器祭物端赖是焉。”(61)查阅家谱，刘氏祖茔祭田、宗祠的建设者大致生活在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时至清代后期，祭田添减无载，至道光年间，只剩下二十余亩。
    家谱、宗祠、墓地、祭田，刘氏宗族组织结构在明代即已十分完整，尤其是其族谱和祠堂的修建在苫山聚落中是最早的，足显一个地方大族之经济与文化实力。相比之下，在明代，苫山二李宗族组织形式与刘氏不同。首先，在宗谱的修纂上，登州李氏虽于洪武年间已定居苫山，嘉靖年间即有族人科举入仕，但家谱的修纂却是在顺治十八年。创修者李濠认为其家谱不修的原因是“有幸聚庐处者，止是一村落小户……何有谱牒迹矣”(62)。作为移民家族，落籍之初李氏并不具备与刘氏一样的地望，而四世祖李学诗及其后辈在科举入世后也并未行编著家谱之功，直至明末，族人李濠始在“万历朝因询族长之有道者，得十有五世，叙其梗概”(63)。但不幸的是，崇祯十三年李氏族人李澐劫狱事件(64)，使家族面临毁族之灾(65)，家谱修纂事宜遂告夭。关于此，李濠在家谱序中这样说：“崇祯庚辰辛巳后，天发杀机，流亡无算，幸生其间者，计保一息之残喘固难矣，何有谱牒？清之庚子生气渐复，又就所观记者修之。”(66)对刘氏来说使其遭受重创的改朝换代却给李氏带来了新生。待顺治年间李濠逃亡回到苫山，即著就了李氏家谱和《苫羊山志》。其后，李氏家族的家谱在清代有过四次续修。
    洪洞李氏家族始修家谱的时间并不明确，后世族谱修纂者曰：“谱启修未详何时”(67)，道光二十三年续修的族谱中也说：“原有谱，但旧所记仅代数、名号、父子祖孙、伯叔仲季，条分缕析者无有焉。”(68)可见其前族谱修纂极其简单，这与刘氏家谱明弘治年间修谱之“参用欧苏谱法以为世系，既又为图录、为世考、为谱传、为祠墓志，皆缘情而起例，因名而演义，详著于篇，以成一家之迹”的编纂体系相去甚远。李氏族谱续修也并不经常，以致“自鼻祖知己公传至吾身仅十五世，而嘉言懿行已亡失无余，甚至长次不能分，子父无由辨，母不知姓，妻不知氏”(69)。至清道光二十三年，十四世李庆余、十五世李海峰等“登各支之林墓，查其碑文之记载，考其所配置姓氏，延访之而始得其详”(70)。因此，民国年间修纂的族谱中说：“二祖(指道光二十年修纂家谱)纂修之功于前为烈矣。”(71)
    二李宗族的家谱修纂主要完成于清代，而其在明代的收族方式应主要是墓祭。登州李氏族谱对墓祭的情况记载较多，李濠顺治年间创修的族谱就是按照墓地之规制来编谱的，其宗谱即名曰“前茔宗派之图”。以茔地作为依据，这充分印证了冯尔康先生关于“祖坟为宗族编纂族谱提供实物资料”(72)之说。“前茔宗派之图”，分别叙述了始祖、二祖及其三世之后六支的支脉，并详细绘制了祖茔宗派之图，在空间序列中展示了李氏宗族的茔地埋葬的情况：一世祖玘的坟墓在整个墓地的中央，正东为明堂。二世祖为纨，三世祖颖皆为单传，其坟墓与一世祖呈一字形向东南方向排列。三世祖颖有六子，分为六支，其中除四支学书因“祖绝”未被放入正式的支脉外，其余五子李学周在颖左侧，二子学易在颖前方，三子学诗在其右侧，五子学忠又在长子学周左侧，六子学恕又在三子学诗右侧。四世五子自左至右的排列顺序是学忠、学周、学易、学诗、学恕。由此墓葬图可见，各支并未严格遵守昭穆制度。按照谱图所记，四世祖老大一支学周后迁出“莹之南百步余”，形成新的房支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