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李氏祖茔图中还绘制了祔葬地--“干地”。所谓“干地”，即是埋葬那些有碍祖坟龙脉族人的地方。该干地在祖茔地的右下方，按照图上的方位即西北方(73)，如四世学书因祖绝而被埋葬于此，家谱载其“四支绝”(74)。另外如夫妇不能合葬者也埋葬于此，如六世李淇参与了族兄李澐的劫狱事件而被通缉远遁，客死他乡，他的妻子司氏因此被埋葬于此，家谱记曰：“崇祯庚辰年八月十五日忽值家变，(李淇)从武进士李澐劫阿狱而去，永无踪迹，司氏葬于祖茔西北干地。”(75)
    有关洪洞李氏墓祭、家祭的情况记载并不详细，但从道光二十三年所修之谱中所记“按节拜献于祖茔之墓前”，“入庙寝而拜献第见纷纷列作之助”以及“族中祭田仅余八亩”的内容来看，在清代，其墓祭、庙祭之礼与祭拜之资皆备。
    由上可见，三族的宗族建设各有特点。刘氏族谱、祠堂的修建都在明中期，早于一般学界所认为的嘉靖十五年，并且族谱的编纂也在借鉴宋儒基础上有所创新，“凡昔人谱法之未备者，今皆备焉”，“成一家之迹”，而且墓祭也一直是其收族的主要方式，在明中后期至清初期茔地、祭田都不断扩大。二李宗族同为移民宗族，他们的家谱修纂在清代。因有关二族家庙(76)的情况记载不明，我们尚且不能确切判断其年代，但可以明确的是它们要晚于刘氏，并且在明代，墓祭应该是其主要的收族方式。
    四、余论
    “宗族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77)，在以往的研究中，这种建构更加注重的是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下的互动、模仿与官方意识的渗透、推广，但当我们进入到相对狭窄的空间区域中，观察宗族的建构与发展时，却发现区域空间所提供的舞台和宗族群体的自身特性也是宗族建构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在明清长时段的发展过程中，苫山同一聚落中三个宗族的收族方式、收族强度在不同时期的差异之所以如此强烈，与地域社会的变化、宗族传统积累以及参与宗族建设群体的变更有着密切联系。
    明代尚未进行大张旗鼓的宗族建设，学界一般也认为明嘉靖十五年的大礼议为民间宗族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刘氏族人在入仕第一代(弘治元年)即自觉地将家族建设作为儒者的担当，开始进行收族活动，并在四、五、六、七代弘治至嘉靖年间连续不断地进行组织建设，完成了族谱的修纂和祠堂及墓地的扩建，成为典型的仕宦宗族。这种宗族凭依土著之地利，在“鲁之北界，左卫右齐，其俗淳雅和易……亦有周孔遗风”文化地域空间之中，承载了“尚多好学，性质直怀义”(78)的特性和传统文化赋予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在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刘氏宗族作为苫山的土著，最早拥有了对土地、文化资源的占有优势，而其他移民宗族的落籍又进一步增强其宗族建设的动力，事实上，“对祖先认同的建构是随着人口结构重建而发生的地方社会重构的关键之一”(79)，在这种重构的过程中，族群建设和认同是在时空性、知识性和策略性场域建立起来的。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既是宗族建设的手段又是其结果。从现有文献来看，在明代刘氏族人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最多，影响最大，如设立村庄义学(80)、修建永济桥(81)、创建三圣祠(82)、创立“东流书院”(83)等等，这进一步积累了宗族在地域空间中的声望。
    作为移民宗族，二李宗族虽然在嘉靖朝也有李仁、李学诗为官的儒者代表，但他们并没有像刘氏入仕族人一样积极地进行组织建设，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与他们个人性情有关，抑或是“奔驰仕路久而未获(进行家谱修纂)”(84)，但移民宗族的身份以及在地方社会中所缺乏的文脉积累，没有使李氏宗族与刘氏在明代形成鼎立之势。事实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也造成了二李宗族与刘氏宗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又部分地影响到了群体的组织建构形式。
    入清，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明清易帜的战乱及由于战争而对运河管理的疏忽，使得苫山宗族都遭受了较大打击，造成人口的死亡与迁移(85)，收族难度加大。但清王朝在继承发展明代宗族建设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乡约制度强化宗族建设(86)，又给宗族建设提供了契机，原本属于相对弱势的二李宗族也在时间的脉络中逐渐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尤其是登州李氏，家族因族人李澐犯下的灭族之罪在明清易代的烟火中逐渐被淡忘，劫后余生的李氏家族加快了宗族建设的步伐。其次，在清代，三族进行宗族建设的群体逐渐趋同。入清后，三族都面临“及今科第不甚显荣”(87)的境况，而宗族之“领成均而入胶庠者”多是获得了中低级功名，“合邑甲第”的情形不再。从数量上，三族的差别逐渐缩小(88)。最后，三族的收族意识也渐趋一致。道光朝《东阿县志》载邑中士人的变化时说：“邑在百年以前风气淳厚，民俗淳雅，其士人亢言励志，以署韵相高，谈说有情而宽缓不矜，容朴略近于质野，冠服喜俭，素往诸大臣家居，常著小冠，诸生因效之。及室屋门巷亦不甚修饰，又善自闭，耻以所有炫鬻。先达名公，有所建树著述多匿不传，子孙莫能名记。地近邹鲁，号为诸生，不窥市门，不进酒肆。……其后之士，自行一意，口多微词，好为歌谣，以相调谲。”(89)运河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在不自觉间改变着人们的意识，虽然三族都认为“今世之陵替，慕前世之芳迹，规矩犹在循遵何难？”(90)但实际宗族群体已然发生变化，宗族建设的意识也发生了些许改变，仅就族谱修纂的原则来看，明代族谱编纂中的“人之显晦不系于禄位之有无，一系乎德之修否”(91)，至清中后期变成了“岂徒记姓名、详里居、订世系、序昭穆已哉？尤必于搢绅正笏之伦，爵位堪尊，怀瑾握瑜之品，德业可仰者，大书特书而长言咏叹焉！”(92)面对这种变化，刘氏族人在1934年为洪洞李氏所作《续修族谱叙》中慨叹曰：“夫世之修谱者，义例多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固各尊闻行知矣。”
    在同一时空脉络之中，不同宗族的融合促进了新的社会系统的建立。明代三族相异的收族方式在清代逐渐趋同，并进而通过联姻等方式成为“苫山”村落共同体。三族“血缘-地缘”的结合，又是地域特征与群体结构变化的结果。解读村落与宗族及宗族间的差异与变迁，就是将不同的利益主体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变化中寻找宗族及其文化象征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所以，就区域社会的变化而言，“国家-社会”的二元解释模式略显苍白，而以宗族组织为对象，以村庄环境、经济活动方式及资源占有情况为内容的研究，可为了解传统在局部区域的变化提供更有效的微观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