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迁移与落籍：不同宗族的起点考察
    探讨山东运河区域宗族与村落的关系，移民是必须注意的历史事实(26)。在此我们无意讨论移民的过程，而是更加关注移民在移入地如何发展，相对于移民，土著采取怎样的方式保持优势。宏观而言，地域社会的时空背景及国家的政策决定了移民在移入地的生活境遇、长时段的发展模式，而我们在这里则试图从微观入手，以“落籍”为起点，来考察不同宗族在具体的空间中如何形成各自的优势，并进而融合为一个空间与文化意义上的聚落。
    关于各族落籍的经历，三族家谱中各有记载。刘氏家谱创修于明弘治元年(1488)，家谱关于“吾刘氏之得姓，虽远祖于陶唐氏，而近宗于汉沛公，皆漫无可考。迩自宋元屡遭兵燹，忧乱更迭。逮元季不德，僭伪肆起，干戈扰攘，臣民窜徙，频年未息。至我国初，仅安集耳”(27)的笼统记述说明了其“原居民”的身份。同时对“东阿生继刘氏者，肇自陶唐炎汉，为名家国族，谱牒详尽，想无脱逃”(28)的追忆，也旨在强化其“正统”的祖源与身份。
    如家谱所记，刘氏一世祖生活于宋元之间，并无显赫之功，“宋元寂寂无闻”(29)，“鼻祖家境尚贫，二世祖郁府君、三世祖思明府君赋性忠朴，惟乐耕耘，事勤俭，故饶裕。值四世祖琏府君始有功名，为明宣德三年岁贡，历官善心临晋县儒学教谕。其后，诗书传家，录科考、登仕宦者接踵而至，代不乏人”(30)。据族谱《世表》记：一世柒公之下为二世郁，三世为思明、致中、三公。三世开始分支，思明一支有子三，琏为长子，始入科举，为临晋县教谕。刘琏有五子，分别为观、宽、信、敏、亨。其中刘亨为弘治元年昌黎县县丞；刘亨子刘继为弘治十三年蓟州学训。真正使刘家成为望族之家，功在五、六二世之同门三进士，他们分别是五世刘约和他的两个儿子刘田、刘隅(31)，父子三人科举成功，同朝为官。至此，刘氏宗族声望显赫、势力增强，成为当地望族。其后，刘氏“入成均游泮宫者代有其人”(32)，或为地方小吏，或以书院授业为生。正因如此，万历朝大学士于慎行(刘田外孙)在给刘隅所作《墓表》中说：“吾邑文献以刘氏为冠冕。”(33)如此连续的文脉积累，为刘氏在聚落中赢得大族之名显见矣。
    登州李氏是苫山另一个宗族。由族谱所载“先世籍隶登州，冠冕海岱，不传五而中落矣，明初迁苫山以家焉”(34)来看，其族于明初由登州移民而来。关于移居原因，族谱并未言明。因其所述登州并不具体，笔者在《登州府志》中并未找到相关记载，但于《明实录》中，我们却见到了这样的史事：洪武二十五年“监察御史张式奏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35)；洪武二十八年，山东布政使司杨镛又上疏曰：“青(州)、兖(州)、济南、登(州)、莱(州)五府，民稠地狭，东昌则地广人稀，虽尝迁闲民以实之，而地之荒闲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及小民无田者耕种者，皆令分丁就东昌开垦闲田，庶国无游民，地无旷土，而民食可足矣。”(36)杨镛的奏请很快被批复，并于同年七月得以实施，东五府共有1051户、4666口迁于东昌府(37)。对此也有研究认为：东五府的这两次移民，在东昌全境都有分布(38)。由此来看，其与李氏家谱所记“不传五而中落矣”的内容相吻合，登州李氏的家道衰落正应和了洪武移民的要求。
    移至苫山的李氏家族从明初一世祖至二世、三世亦无功名，“曾大父玘，大父纨皆隐而不士。父颖……故侠士，好客喜游，家殖中落”(39)，但从四世李学诗始，科举中第，家道中转。李学诗，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及第，历任山西阳曲知县、开封同知、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郎中。李学诗个人的官宦身份与其开创的宗族仕风为李氏成为望族带来了际遇。后世所修族谱中说：“三世祖颖六子，伯祖司马公(李学诗)为时名臣，自是厥后，克开衣冠济济，称阿邑华宗。”(40)
    居于苫山村落西半部的洪洞李氏亦是移民家族。据家谱记载：“祖常公，自陈夏，自号知己。元(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氏，式元泰定丁卯科举人，因乱不仕，自顺帝甲辰年迁居东阿县苫山庄家焉。”(41)关于家谱中的这段记述，因为史无所载，我们很难确定这一“移民”属于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所为。从家谱记述来看，李氏家族始祖李知己被描述为虽已科举但因乱不仕之人，落籍苫山后其子孙均以务农为生，至五世李仁为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李氏子孙始再获功名。李仁，字元夫，号吾西。嘉靖二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李氏宗族中官职最高的族人。
    族谱对“陇西”、“洪洞”以及始祖科举身份的历史记忆，是一种历史真实，还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想象甚至虚构？或许这些并不重要，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言，“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42)。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李氏的历史追忆既包括了族人陇西、洪洞、科举这样历史事件的认同，也是一种记忆与现实的延续，在这一脉络之中，李氏宗族能够寻找到其社会价值与进行宗族建设的动力。
    由此可见，苫山三族，刘氏是为土著，二李则分别在元末和明初落籍苫山。刘氏在明宣德年间开始科举中第，并在正德、嘉靖年间真正成为地方望族，而二李家族均是在嘉靖年间开始入仕，家族势力逐渐发展。笔者据三族家谱将三族之中有功名之人物进行了数量比对(见下表)。显然，如表所示：明清两代刘氏宗族在科举功名问题上始终占有较大优势，尤其是明代，这种优势非常明显。由于资料的阙如，或者说关于宗族间如何进行纠合的资料并不为文献所载，因此我们无法清晰地还原宗族间的摩擦与妥协，但由家谱和《苫山志》的记述来看，尽管相较于二李宗族，刘氏家族发展的规模与文化资源优势明显，但至明中后期，三宗族已然融合为一个聚落共同体，《苫山志》因此记曰：“明兴以来，山川效灵，贤哲递起，合邑甲第才十七人，吾乡已以五计矣。至乡贡、才异、忠贞、雄武之俦，辉煌后先，亦云彬彬盛矣。”(43)
    当地域社会发育相对成熟以后，在地方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一刘二李三个宗族间为了生活而展开的竞争游戏便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的大事件。如何来强化自身的力量？不断进行族群建构，构建起自己的认同与边界，来确定并严格区分“我族”与“他族”则成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何进行收族强化自身的力量，是三个宗族组织在共同的场域中所努力进行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