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促进了清朝的崛起
    一个政权的崛起和兴盛，离不开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在客观上，赢得了各族人民对清朝的认同感，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促进了清朝的崛起。
    1.促进了满洲与汉、蒙、藏等民族的不断融合，赢得了各族人民对清朝的认同感。
    满洲共同体形成以后，因为与其他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有共同之处，所以又通过宗教这个媒介，与汉、蒙、藏等民族之间不断地互相融合，并在文化的互相认同中，促使各民族归附清朝，认同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因为吸收了汉族宗教的诸多因素，与汉族产生了文化认同。例如，堂子本是满洲萨满教的祭祀场所，但由于受汉族宗教的影响，在每年岁末年初的时候，堂子也供奉汉族信奉的佛、观音、关帝。并且在每年四月初八日浴佛节，都要把佛像请到堂子处，举行浴佛仪式。[18][卷19，p.329，p.330]此外，萨满教的阴间观念，特别是死后善恶惩罚的观念，显然来自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影响。而灵魂元气说，将灵魂活动说成气化、气运的修炼过程，当是道教影响的结果。[29]满洲对汉族宗教的接受，也使汉族在满汉文化互相认同中，认同了满洲，接受了清朝的统治。
    满洲因为尊崇喇嘛教，还得到了蒙古族的认同和真心归附。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天聪八年(1634)，察哈尔部战败后归附后金，蒙古墨尔根喇嘛用白驼载玛哈噶拉佛投奔后金，此举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玛哈噶拉佛是元世祖时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先“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沙漠。又有喇嘛沙尔巴胡土克图，复移于大元裔察哈尔林丹汗国祀之”。[16][卷43，崇德三年八月壬寅]玛哈噶拉佛是察哈尔民众顶礼膜拜的喇嘛教神像，携此金佛归顺，对全民信奉喇嘛教的察哈尔部而言，这标志着其在政治上的完全归附。
    也是通过优礼喇嘛教，满洲还使一些藏族喇嘛和民众认同并归顺清朝。例如，来自西藏的囊苏喇嘛曾在蒙古科尔沁部多年，后来投奔努尔哈赤，临终前叮嘱将其遗体葬在辽东，[10][p.365]表明他已经将辽东视为故土。还有一些来自西藏的喇嘛最初投奔的本是蒙古科尔沁部，后来“因不堪蒙古诸贝勒之虐待，慕汗之养育”，遂于天命十年(1625)来归，“喇嘛下之萨哈尔察等亦皆背井离乡，随喇嘛来归”。[10][p.648]
    宗教的影响是相互的，不仅满洲吸纳了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他民族对满洲萨满教的一些习俗也有所接受。例如，汉军旗人在祭祖时，也“佐以跳神”，[22][卷92,p.252]甚至还出现了“汉军萨满”，也“戴神帽、穿神裙”，其表演的“绝技令人惊叹”。[4][p.144-145]汉军烧香祭祀有上三坛、中五坛、八大本坛之分，各自师承，可请不同姓氏萨满同坛烧香。[30][p.328]汉族也有“烧香祭者或曰跳单鼓”，也是“沿满俗为之”。[22][卷98,p.2324]凡此种种都说明，满洲与其他民族在宗教上已经互相接纳，互相认同，满洲和其他民族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
    2.宗教活动的主旨是祈求军事胜利和君主长寿、国泰民安等，不仅使满洲有了精神寄托，同时也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
    满洲统治者对各种宗教的尊崇，不仅仅是出于安抚、笼络汉、蒙、藏等各族人民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佛保佑自己长寿，保佑清朝国泰民安，一统天下。宗教虽然属于唯心主义，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对满洲而言，确实也起到了提供精神动力、增强信心和斗志的积极作用。例如，军队出征前，必拜堂子祈求获胜。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领兵进攻抚顺之前，即“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鸣鼓奏乐，谒堂子而行”。[9][卷5，天命三年四月壬寅]崇德元年，皇太极领兵征讨朝鲜时，也率众“谒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17][卷32，崇德元年十二月壬申]统治者患病时，也竭力祈求神佛保佑。例如，崇德八年(1643)四月初一，皇太极病重，他“命祷于盛京寺庙，施白金”。[16][卷64]第二天，又“复祷于境内各寺庙，施白金”，[17][卷64，崇德八年四月甲子]以祈求身体康复。据地方志记载，皇太极这次在各寺庙赐银数量从十两到五十两不等。①除了给寺庙赐银，户部还在铁岭修建了两座寺庙，分别为延寿寺和慈寿寺，意在为皇太极祈福祷告。[31][卷上，p.770]也是在崇德八年，皇太极开始在盛京修建四塔四寺，其中西塔为延寿寺，也是为了“虔祝圣寿”。[24][卷15，p.11]并且建四塔四寺，也是因为皇太极相信喇嘛的说法，即“每寺建白塔一座，云当一统”，[18][卷97,p.1462]目的也是为了保佑清朝一统天下。皇太极敕建或下令重修的寺庙，目的也都是为自己和清朝祈福。例如，皇太极赐银修筑的永寿寺，其碑文曰：“祝国祚于亿年，佑民庥于九有……佛日增辉，国祚永延，皇祖式灵于万斯年。”[22][卷260，p.5791]
    皇太极时期，很多官员和百姓以及僧人修建寺庙，在碑记中也都表达了祈求国泰民安及君主长寿的愿望。例如，天聪四年，额驸佟养性、石国柱等人修建奶奶庙，在碑文中提到，其目的是“佑国泰而民安，使家家享太平之福，人人荷乐利之恩”。[24][卷259，p.5748]崇德元年，僧人果证等重修了保安寺，在碑记中开篇点明：“立寺名曰保安，非保一人之安，而保天下国家之安也者”，并“愿保皇图巩固，更重华于尧天舜日，家家享无疆之美，岁有乐利之鼓舞”。[22][卷259，p.5751]六年，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范文程等众多官员在辽阳东京城修建弥陀寺，在碑记中赞颂皇太极“仁恩惠政，乃大慈大悲之主”，并祈求“助我哲后，大业早就，千万斯年，而臧而寿”，最后表示“佛力君恩，并自难酬。天高地厚，怀抱悠悠。永享茅土，永守藩职”。[32][p.214]类似的文字，在新建寺庙的碑文中几乎随处可见。由此可知，修建寺庙已经成了官员和民众向皇帝和清廷表达忠心的一种手段，它不仅只是宗教活动，同时也成为一种政治效忠活动，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清政权的向心力。
    清入关前，满洲在面对汉、蒙、藏等其他民族的宗教时，能正确处理本民族宗教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关系，既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宗教萨满教的主导地位，同时又积极吸纳其他民族的儒释道和喇嘛教等宗教，做到了既内外有别，又有机结合，反映了满洲不仅具有努力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精神，而且对其他民族文化又具有很强的兼容精神。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的嬗变，不仅对满洲的形成和清朝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清入关后的宗教政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入关后对各民族实行的宗教政策是“因俗而治”，它对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促进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一被历史证明为极其成功的政策，也是深受清入关前满洲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影响。
    ①据《辽海从书》中的地方志及《盛京通志》等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