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关系是澳门历史最基本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不断衰落，荷、英等海上强国的先后东来，澳门所包含的中西关系内容就日益丰富繁杂，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出多边的色彩。以中英关系为例，英国对华贸易的发端是从澳门开始的。18世纪，英国成为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英国人也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澳门在中英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他们通过东印度公司拓展对华贸易，对澳门的觊觎之心愈演愈烈，在鸦片战争之前先后发动了三次武力图谋。虽然最终都没有得逞，但其间所透射出错综复杂的中、英、葡多边关系的互动非常值得关注。可以说中英关系从一开始就和澳门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从英国在全球的扩展来看，他们对澳门的兴趣绝不局限在澳门，这可以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的过程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马戛尔尼使团在赴京的行程中刻意“绕开”澳门，但是澳门始终是使团在华期间不能忽视的重要地点，本文意在通过论述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若干史实与澳门相关者，以探讨澳门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①在18世纪末中英关系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使团“绕开”澳门
    根据清朝夷务管理体制，英国属于“粤道贡国”：“入贡道路，例按海洋远近，分隶沿边各省，宗伯掌之。由广东入贡者，惟暹罗、荷兰、西洋所属意大里亚、博尔都噶尔雅，以逮英吉利诸国”②，其使臣来华“朝贡”有着明确规定。具体而言，即经澳门报聘，循珠江水道从广州登陆，由广东官员向北京朝廷汇报贡使有关情况，在得到皇帝批示后，再由广东地方官委员伴送，直抵北京宫廷。但是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船队并没有经由澳门和广州，而是直接航行到天津，由天津登岸赴京。
    马戛尔尼使团船队绕开澳门和广州是蓄谋已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别委员会是其最重要推动者。1777年，早在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之前，4位从事中国贸易的英国商人就曾经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循外交途径解决当时广州行商的“夷欠”问题③，他们在联合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经过充分的考虑和仔细的斟酌，我们觉得不可能从中国地方当局的审判中获得赔偿，除非我们能以适当的方式把怨情上达给北京朝廷。”④之后，他们向东印度公司请愿，并附上备忘录。备忘录中说根据设想的中国政府的公平原则，尤其是根据中国政府最近解决倪宏文债务的谕令，他们认为如果把债权人的屈抑情形上达给北京朝廷，债务就一定能得到赔偿。备忘录还指出由于广州地方官吏和行商的腐败，通过他们递交文书是不可能的。因此建议由英国皇室任命一名政府官员，乘坐国王船只，从印度开往天津和北京，在帝国的朝廷里解决事务。备忘录最后指出，法国人最近在广州设立了领事，他们与葡萄牙人谈判以转让澳门，他们已经向巴黎要求获得政府的支持来讨还债款。因此，法国政府很可能派遣使节访华，去获得有害于英国的特权⑤。
    1792年3月，英国政府准备派往广州向清政府通报消息的几位东印度公司专员，建议马戛尔尼使团以礼物体积过大，机器不便于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为理由，请求在天津上岸。7月底，马戛尔尼建议除非接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专员们的急信劝告改道，否则特使要按原定计划直接前往天津⑥。1792年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秘密监督委员会向广东巡抚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柱汇报了英国派遣使臣来华的事情，并转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给两广总督的信。信中称特使将携带英王赠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这些礼物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到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大使将在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津港上岸。信中请求广州地方官“把这个情况转呈北京，恳祁皇帝下谕在特使及其随员人等到达天津或者邻近口岸时予以适当的接待”⑦。
    乾隆皇帝在接到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折后，于1792年12月3日同意了英国人的请求，并向沿海各省官员发出谕旨，命令各地高规格接待英国使团：
    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即在天津进口赴京……海洋风帆无定，或于闽浙、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⑧
    从谕旨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一开始对英国特使来华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的，不仅破例允许他们在天津登岸，即使在闽浙鲁等口岸登岸也一律允准，事先还要求各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
    于是，马戛尔尼大使本人的确“绕开”了澳门，但这并不等于使团其他成员在澳门无所作为，澳门是马戛尔尼大使行程中不能忽视的重要信息来源地。
    使团到达珠江口后，1793年6月20日，副使斯当东(Geroge Stanton)、特使秘书马科斯威尔(Maxwell)和“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Captain Mackintosh)乘“豺狼号”和“克拉伦斯号”到澳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会晤。在澳门，斯当东同专员们互相来往，听取汇报和意见。专员们向斯当东汇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近期在中国的活动和工作情况，并为大使提供了他们所获得的关于中国朝廷和广东地方政府的详细报告，还建议向马戛尔尼团使团提供12，000元现金。斯当东谢绝了东印度公司提供的现金，他认为使团已经有足够的资金到达北京。接着，专员们告知斯当东荷兰驻粤大班范罢览(A.E.van Braam Houchgeest)并没有反对英国使团的活动，不过他们认为，欧洲各国多多少少对英国存有嫉妒心。斯当东还与在澳门的各国大班和传教士频繁接触，他从意大利传教士那里获悉两个情况：其一是葡萄牙人害怕英国人获得另一个贸易基地后会造成澳门的衰落，他们正阴谋反对英国使团，“英国和葡萄牙长期以来亲善相处，在这次访问中本来希望得到此地葡萄牙人的协助的。但特使从可靠来源得到消息说，葡萄牙人过去想把所有其他外国人排挤出中国的观念现在迄未稍减”⑨。其二是清朝广东官员和行商们也担心广州的贸易会转向其他口岸。在澳门期间，斯当东受到西班牙大班头目阿高蒂(Senor Agote)等人的友好接待，他们不仅热情为使团提供情况，而且还送了英国人一张澳门地图和一张珠江河道图⑩。
    广东地方官员对此并不知情，广东巡抚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柱的奏折只是说：
    据洋行商人蔡世文等报称，接英吉利国驻澳大班札称，五月十三日(即6月20日)未刻，有本国国王所差贡船同护送船共4只，经由澳门口外老万山大洋托寄口信，乘风随即扬帆天津等情。(11)
    就在此时，马戛尔尼使团的重要成员正在澳门与驻当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进行秘密接触，“托寄口信”之言纯属谎言，清朝官员的浑然不知可见其防务之松懈。
    6月22日斯当东回到使团船队并向马戛尔尼汇报了情况。马戛尔尼当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下午，史但顿勋爵回船，言得澳门消息，中国朝廷自得吾英特派使臣来行觐聘礼之确耗而后，文武官员均大为满意。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12)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数月以来忧心忡忡的马戛尔尼终于放下心来了。6月23日使团从澳门口外出发开往舟山，马戛尔尼心情非常愉快，踌躇满志地继续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