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使团与宫廷天主教传教士
    马戛尔尼使团最终没有完成出使任务，在马戛尔尼同时代的人看来，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北京宫廷的葡萄牙传教士的破坏。当时在北京宫廷的法国传教士梁栋材(Jean Baptiste Grammont，1736-1812)认为“主要是传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1728-1805)在背后搞阴谋，从中作梗。由于听说英国使节团要影响他国的商业，因此传教士就散播了一些对英国不友好的言论”(13)。现在看来，马戛尔尼使团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在于满清朝廷坚持既有贸易体制不容有丝毫变更，葡萄牙传教士在这一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他们在北京宫廷为澳葡商贸利益和宗教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则非常明显。此外，天主教阵营的葡萄牙传教士，自然不会欢迎来自新教国家的使团。
    自15世纪末葡萄牙开展航海活动以来，历任罗马教皇对葡萄牙的领土扩张和天主教传播给予各种授权、补偿和让与，使葡萄牙逐渐拥有了由国内延伸到海外的葡萄牙东方保教权。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实施过程中澳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居留澳门是葡萄牙东方扩张的重要里程碑，而澳门主教区的建立，不仅为传教士在远东传教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同时也是葡萄牙东方保教权向东方延伸进入重要阶段的标志。
    天主教传教士与澳门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方面，葡萄牙保教权的确立，使葡萄牙国王对天主教在远东传教有着重要的权力，一切来华传教的传教士都必须征得葡萄牙国王的允许，并以澳门为传教活动的大本营。另一方面，澳门作为国际贸易枢纽的港口城市，为天主教在远东地区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经济支持，这也是葡萄牙远东保教权得以推行的物质条件。从传教经费的角度考虑，传教士不得不关注澳门葡萄牙船主和商人的贸易状况。尤其是在欧洲许诺的传教经费常常因挪为他用等原因不能落实、其他筹资渠道尚无从谈起时，澳门海上贸易的利润转化对于远东传教区的生存和活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商人的慷慨捐助和议事会的支援，海外贸易的部分利润转化为传教区的活动经费，澳门海上贸易的盛衰与远东各传教区的财政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传教士自然非常关注澳门的贸易状况。
    明清时期东来的耶稣会士对澳门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北京宫廷服务的传教士一向视维护澳门为己任，长期充当澳门葡萄牙人的宫廷卫士和商业利益维护者。当澳门商业地位或者天主教事业受到威胁时，清宫传教士就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当葡萄牙海上势力越来越严重地受到荷兰、英国等后起新教殖民强国的威胁，澳门贸易陷入困境时，这些在北京拥有可靠人际关系网的传教士们更加竭尽所能，努力削弱这些新教殖民国家的控制和竞争，以期消除给澳门带来消极影响。澳门葡萄牙当局也把清宫传教士当成了澳门的最大保护伞。这种事例很多，康熙元年(1662)，迁海令传到澳门，澳葡当局立刻派传教士刘迪我(P.Jacques Le Faure)赴京，联系在京教士展开活动。耶稣会士汤若望(P.Joh.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利用在宫廷的地位多方活动，为葡萄牙人争取免迁起了重要作用。康熙十九年(1680)，澳门得到开放澳门与广州之间的陆路贸易的许可，部分原因归功于宫廷传教士的努力。康熙二十六年(1687)，荷兰欲在澳门设立商埠，“为此，北京的神父感到震惊和焦虑，他们在想方设法安慰和拯救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澳门居民”，“所有耶稣会会员，无论是葡萄牙的还是外国的，他们作为真正的传教会的传教士，把葡萄牙的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14)。最终，在传教士的共同努力下，荷兰的计划流产。可以说正是由于清宫传教士的多方努力，缓解了清政府迁海令对澳门的不利影响，粉碎了荷兰和英国等国的阴谋争夺，捍卫了葡澳的利益。
    1792年12月22日，当马戛尔尼使团还在来华路上时，澳督花露(Vasco Luis)就写信给里斯本宫廷，明确指出必须提防英国：
    英国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据说已任命马戛尔尼勋爵乘军舰直接去北京，并有两艘巡洋舰护航。不久前刚派遣一支常规舰队去广东，那里已有17艘舰只，其中一艘船上有三位专员来此常驻，负责有关使团的政治事务，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求允许英国人在广东岛上定居是该团的目的，一旦得逞(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在那个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对澳门的这个邻居不可小觑，我们必须未雨绸缪。(15)
    尽管是猜测，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葡萄牙人时刻保持警惕并非神经过敏，尤其是1802年和1808年，英国曾先后两次试图占领澳门。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自然会被葡萄牙传教士看成是对澳门和葡萄牙的威胁。尽管澳督说“那个宫廷内我们没有人能阻止这项计划”，其实在使团还没有到达北京时，在宫廷服务的葡籍传教士索德超、安国宁(Anore Rodrigues)、汤士选(D.Fr.Alexandre de Gouveia)等就已经开始设法阻止了。马戛尔尼根据有关信息和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对北京葡萄牙传教士心存戒备。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不论是葡萄牙的、西班牙的、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都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纷纷留下了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信件和文字记录，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北京、澳门两地传教士之间矛盾重重的内幕。
    索德超是葡萄牙耶稣会士，1759年抵达北京，治理历算，1783年被认命为钦天监监正，是出任钦天监监正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也是耶稣会被废止之后，最后留华的耶稣会士(16)。他精通医术，是医师和药剂师(17)，曾担任和珅的私人医生。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时，索德超已经在北京生活34年了，凭借与和珅的密切关系，他在宫廷的影响超过其他人。当时耶稣会虽然已经解散，但索德超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护澳门的利益(18)，他非常清楚如何利用自身条件为葡萄牙和澳门争取机会。法国神父钱德明(P.Joseph-Marie Amiot)曾说过：“一个外科医生(即索德超)通过行医为我圣教争取到的保护比其他所有传教士把其所有智能加在一起所能争取到的还多。”(19)在马戛尔尼勋爵来京之前，法国前耶稣会士梁栋材就写信劝告马戛尔尼，提醒他提防索德超等葡萄牙传教士，梁栋材断言：“索德超将竭尽全力令英国使团无功而返。”梁栋材1736年出生于法国，1768年9月作为数学家和音乐家被派往北京朝廷，1784年为出使北京的一位朝鲜王子沈公义举行洗礼，1785年来到广州，1791年再回到北京。梁栋材目睹了耶稣会士势力在北京的衰亡，各大修会神父们在北京的分裂和明争暗斗。此外，他曾客居广州6年，期间与在此贸易的英国人关系密切。马戛尔尼快要抵达北京的时候，梁栋材秘密地通过一位中国人给马戛尔尼带去两封信，劝告他密切防备中国宫廷派来的使团翻译索德超外，还表示愿意无条件地为英国大使服务，称：“如阁下愿意向陪同您的主要官员声明，希望让我随行作翻译和担任任何其他您认为合适的角色，并把这一切告知皇帝，那么我敢肯定，那个传教士(索德超)将会名誉扫地，至少我有可能与之抗衡，摧毁所有那些来自广州和澳门的信中提出的不利建议。广州和澳门是忌妒与丑恶的温床。”(20)马戛尔尼相信了梁栋材所说的活，认定“葡萄牙教士彼那铎阿尔美达(即索德超)，即吾心中不满意之人也”(21)。因此他在热河第一次见到索德超时，带着先入为主的印象：“彼那铎此人，虽为乾隆皇帝客卿之一，而对于中国国事初无参与之权，然妒念极重，凡西人东来者，除其本国人外，罔不加以仇视，对于英人怀恨尤切。吾至澳门之时，即有人嘱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与此人相见，观其沉毅阴险之貌，始知此人非处处防范，必为所陷。此人初为罗马教信徒，兹已不受宗教之约束。”(22)于是，马戛尔尼婉言拒绝了满清宫廷指派索德超充当使团随从翻译。
    安国宁也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天文学家，1759年与索德超一同抵达北京，1775年任钦天监监副，稍后不久任钦天监监正职，同时为圣若瑟驻所道长，新信徒拉丁文教习与修士教习。耶稣会被废止后，他分担索德超的工作。
    汤士选1751年出生于葡萄牙埃武拉(Evora)，科因布拉大学第一位数学学士，后在里斯本耶稣修道院任哲学和数学教师，年轻时就加入了圣方济各会。1782年，他在葡萄牙女王推荐下，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北京主教。葡萄牙宫廷赋予他重要的使命，在出任北京主教之外，建议他担任葡萄牙常驻中国大使，以维护葡萄牙在澳门获得的权利。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汤士选是保护葡萄牙和澳门利益的大使。汤士选1787年起担任钦天监监正，英国使团成员对他印象比较复杂，斯当东在报告中称：“在北京大部分传教士都来看过特使。其中一位和蔼的葡萄牙人被中国皇帝委派担任算学馆中欧洲首领，并由葡萄牙女王的推荐被罗马教皇任为北京主教。”(23)约翰·巴洛(John Barrow)在其游记中也说汤士选“性情温和、态度谦逊、举止友善”(24)。不过马戛尔尼在汤士选前来拜访时，却这样记述了他眼中的这位葡萄牙主教：“其人年40岁，葡萄牙籍，外貌颇和易可近。而谈者每谓其居心奸诈而无真实学问，然能说拉丁语甚纯熟……戈尼阿(即汤士选)且力述愿与吾缔结友谊之诚心，请余勿以近来英葡二国交战之事梗积于心，致对于葡国传教士，感情不能与他国教士一致。余以相当之言辞报之……由是言之，戈尼阿之巧言令色唯有一笑皆之耳。”(25)汤士选在马戛尔尼心中不过是阴险狡诈的两面派，由于马戛尔尼事先获得的关于葡萄牙传教士的信息，使他不得不对汤士选心存芥蒂。的确，汤士选在北京宫廷也与大臣们关系良好，特别是他定期地为大臣们提供从澳门等地运来的巴西鼻烟，这使他能够相对容易地利用自身有利条件为葡萄牙和天主教争取利益。
    梁栋材明显怀着与葡萄牙传教士为敌的目的，在马戛尔尼在北京期间，梁栋材对索德超等葡萄牙传教士的仇视达到顶点，尽管他煞有介事地向马戛尔尼澄清：“请阁下相信，我不是因仇恨或积怨才这样说这个传教士的。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之间保持着最密切的友谊。但是友谊的义务是有限度的，不能与正义的义务相矛盾。”(26)1793年8月30日，他写给马戛尔尼的书信中这样贬低索德超：“阁下宜了解您的好朋友们。葡人索德超以外科医生的名义来到北京，为补一葡人之缺进入钦天监，但他连最基本的天文知识都一窍不通。外科医生的天分使他结识了各种大人物。三个月前，他有幸给位高权重的宫廷大臣和珅治了一点小病，这成为他运气的源泉，使他敢于问鼎作阁下翻译的荣誉。如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担任翻译，他将很快失去其运气和荣誉。”在信中他还建议大使向皇公贵戚们赠送厚礼，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能让索德超参与这些礼品的分配和赠送，否则将会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从中渔利，实现其卑鄙目的。我还想提醒阁下，贺清泰和拉乌斯先生还不习惯社会生活，尤其是这里的社会生活”(27)。言下之意是，索德超熟悉这里的王公贵戚之间的社会生活，行事起来游刃有余。
    除梁栋材之外，马戛尔尼在北京时也曾听到其他国家的传教士数落葡萄牙传教士的嫉妒之心：“乃当此接见(汤士选--引者注)之时，其随从之他国教士中即有一人乘其不意语我曰：勿此伦之言。余退思其故，此言不为无因，因葡萄牙人妒视他国之心已达极度。现方自结团体研究一种计划，以排除中国境内之他国人为宗旨，除其本国以外，凡他国派教士来华者，彼等即以公敌视之。数日前，一意国教士谓余，吾辈同是欧洲人，人人咸与葡萄牙人缔结友谊之心理，而葡萄牙人心中则以除葡萄牙人而外，殆无足与之为友者，吾辈又何必自讨没趣。”(28)跟随使团前往天津、准备去朝廷为乾隆皇帝服务的两位西班牙传教士安纳(Hanna)和拉米额特(Lamiot)也曾经向英国人抱怨葡萄牙人给他们设置各种障碍，同时却假装在帮助他们。(29)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也详细地记录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传教士现状，斯当东在报告中这样记述：
    他们各从本国的天主教会按时得到一些微小的津贴。除了宗教活动而外，出于感谢和爱国心，他们还充当各自的国家在中国的代理人。遇有涉及本国利益的事项，他们总要进行些活动。在某些具体教义上，这些传教士之间是有争论和矛盾的，现在某一国家的传教士同其余各国的传教士可能还有对抗。但在总的利益上，在东方和西方风俗习惯差别上，他们又结合起来。在这个远方国家里，每一个欧洲人都被认为是本国人，都得到照顾。(30)
    巴洛也在游记中这样记录了他认识的传教士现状：
    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不愿意失去任何毁谤别国同行的机会。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最温和，而葡萄牙人则最锱铢必较。这个国家的传教士之所以敌视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还不如说是因为妒嫉和仇恨。大家公认，他们拥有的财富和他们根本不应该在钦天监所把持的高位，使得他们对其他欧洲人抱有猜忌和提防的态度，尽一切手段要把后者排斥在这个国家之外。(31)
    这些记载生动地反映出当时在京西方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既有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既让我们了解到禁教时期传教士在北京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也显现出在北京的各国传教士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马戛尔尼离开北京两年后，荷兰驻广州大班，1795年代表荷兰出使中国的范罢览获悉，就连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皇帝的最贵重的礼物，都因为这些葡萄牙传教士的挑拨，成为损害英国利益的东西：“传教士们发现宏大的天象仪上有多个机件已经磨损，零件上的铭文是德文。他们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和中堂，曾与英国使团在多方面发生冲突的和珅又上奏皇帝，告英国人奸诈狡猾。愤怒的皇帝下令英国使团在24小时内离开北京。”(32)
    不过朝廷和乾隆皇帝并没有关注这些外国使团及传教士间的内情，还将索德超和安国宁提升到三品蓝翎官员，几乎接近清朝最高的官职。而其他翻译，如法国人贺清泰(P.Louis Poirot)神父、意大利潘廷璋(Guiseppe Panzi)神父等，也被提升为六品白翎官员。尽管不能把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葡萄牙传教士，但他们阻挠活动的初衷是要破坏英国使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