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是宋末元初隐居讲学的儒士。笔者已著文讨论过宋末元初隐居讲学的抚州儒士。(26)此处另举两例。黄友梅(抚州乐安人，1221-？)少负文名，淳祐十二年(1252)即领乡荐，元初隐居讲学，“尝曰：‘无所不知为富贵，吾弗能已。无取于人谓之富，无辱于人谓之贵，其庶乎？’自是视势利荣艳、人所翕翕以热者，不啻如弃涕唾。惟誓笔砚，共保岁寒”(27)。他再三谆告子孙：“读圣人书，为君子儒。”艾性夫(抚州临川人)诗名早著，与兄艾叔可、艾宪可并称临川三艾，咸淳九年(1273年)中乡贡。元初家赀荡尽，“阖门教授，执经者盈门”(28)。他虽然屡屡哭穷，却以圣贤自期，“要知古圣贤，贵在素贫贱”(29)；在《雪尽》诗中更是自明心志，“时危从道丧，不敢弃儒冠”(30)。艾性夫同样期望教授乡里的儿子艾良异能够克绍儒业。至元二十五年(1288)，艾良异利用积攒多年的束修新葺小堂一间。艾性夫在欣喜之余给儿子写了首勉诗：
    旧庐毁于乱十年矣。吾老他寓，每不能再葺。戊子冬，良异聚芸人之资，自构小堂，因以勉之。
    袖里莫忘无恤简，墙头犹有孔明桑。地灵旧日钟文气，且要扶持此脉长。(31)
    此诗首句“袖里莫忘无恤简，墙头犹有孔明桑”可堪把玩。“袖里莫忘无恤简”，用的是晋国赵简子书训诫之辞于简令二子诵习，少子无恤袖简勤读的典故。(32)前半句似可解为艾性夫劝谕儿子莫忘读书。“墙头犹有孔明桑”说的是诸葛亮廉介自持，实因成都桑土富饶，子弟衣食自有余裕的故事。(33)后半句似可释为欣慰儿子治生有道。总括来看，艾性夫期望儿子能够克绍儒业，但他亲身体验到贫困生活的种种不堪，并不希望儿子继续乃父清贫的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固守本业的他对投身易业潮流、奔走衣食的儒士非常同情。他在一篇题为《与图书工罗翁》的诗作中写道：
    木天荒寒风雨黑，夜气无人验东壁。天球大玉生土花，虞歌鲁颂谁能刻。翁持铁笔不得用，小试印材蒸栗色。我今白首正逃名，运与黄杨俱受厄。藏锋少俟时或至，精艺终为人爱惜。固不必附名党锢碑，亦不必寄姓麻姑石。江湖诗板待翁来，传与鸡林读书客。(34)
    此诗开篇描绘出一幅冬夜凄寒的景象。以雕版刻字为业的图书工罗翁在这种景象中登场，显得异常落魄。第三句“翁持铁笔不得用，小试印材蒸栗色”意蕴颇深。它可能本指罗翁雕工高超，请他治印是屈才小试；更可能暗指他怀才不遇，不得已易业治生。艾性夫自感身遭厄运，才不及试，“我今白首正逃名，运与黄杨俱受厄”。他希望罗翁能够得遇时运，伎艺得到众人的认可，“藏锋少俟时或至，精艺终为人爱惜”。艾性夫同情易业儒士屈才易业的处境、认可其职业伎艺的态度在元初克守本业的抚州儒士中并非特例。在吴澄(抚州崇仁人，1249-1333)、何希之(抚州乐安人，？～1337)二人的文集中，保存有他们写给柳士有、吴升、董起潜、王谦道、熊景先、陈景和等人的题记和赠序。细读这些题赠的文字，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元初抚州儒士，无论是固守本业还是改易他业者，对待儒士易业的态度与看法。
    元初易业的抚州儒士与新职业的关系或是早已兼习，或是半路改习。但饶有意味的是，无论何种情形，吴澄、何希之在写给他们的赠文中都会夸赞他们的职业伎艺，颇契合艾性夫诗中“精艺终为人爱惜”之意。如经商润屋的吴升，吴澄在《逸老堂记》中称赞他“试辄效，为辄成，而家以肥”(35)；何希之则在《送吴士英并序》中称赏他“士英吴君少而驰惊于场屋，壮而汨没于风涛，世故所婴熟矣”(36)。舍儒习医的董起潜，吴澄亲身体验过其高超的医术，不仅在《送董起潜序》中径称其为“十全之医”(37)，更在《赠医士章伯明序》中声言，“(澄)年十五六时，始与人交际，逮今七十年。自神京辅畿、通都会府以放乎天下，所闻有名之医，已往者不可见矣。所见可用之医于千百人中，仅得二人焉。而皆在吾郡，一曰董某起潜，一曰章晋伯明”(38)。精通葬术的王谦道，吴澄在《地理真诠序》中直接援引前辈“儒家之术、术家之儒”(39)的赞辞。肆力于医的熊景先家世儒医，吴澄在《伤寒生意序》中称道他，“医亦世传也，然脉理明晰，法审疗疾无不愈，进于工巧，盖其所自得多矣”(40)。值得注意的是吴澄对柳士有的评断：
    余谓士有之业虽易，而不离文字间，是亦无忝于其先。然此事，政未可以小伎目，视昔所业尤难焉。难有三，识字一也，善书二也，工于用刀三也。
    吴澄觉得，柳虽易业刻字，但并未离弃儒业，且刻字亦非雕虫小技，甚至难于攻习时文。他认可的显然并不只是柳士有的个人伎艺水平，而是直指刻字伎艺本身。吴澄对葬术、医术的认可更不是“坐言”口头夸赞，而是“起行”亲自研求，“余评诸家地理书，郭氏《葬书》虽不敢必其为景纯之作，而最为简当。俗本亦复乱之以伪，余黜其伪，存其真，才千余字”(41)；“予喜读医书，以其书之比他书最古也。喜接医流，以其伎之比他伎最高也”(42)。
    吴澄认可葬术、医术的言行实受宋末元初抚州儒士研习葬术、医术学风的熏陶。儒士兼习葬术在宋末抚州早已蔚成风气，“极于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书自负，途之人人以地理术自售”(43)。迤入元初，此风仍炽。游德昭(抚州乐安人，1249-1311)自少读书能文。元初他不仅治生有道，还善习相地之术，“善察地理，暇日杖履从容求佳山水处。登高望远，悠然自适，人莫能测也”(44)。余斗祥(抚州金溪人，1234-1312)白天总理家务，晚上秉烛夜读，“夜灯犹不废书，下至伎术亦且通习”(45)。他“平生无他好，唯适意佳山水”，相地之术估计即是其通习的伎术之一。吴应祐(抚州崇仁人，1243-1292)元初深自抑晦，善保家业。他喜究各种伎艺，经常与吴澄往来谈论心得，“虽小技曲艺，悉精究底里。余少亦喜杂学，每过余，谈论必竟日言，言皆有裨益”(46)。吴澄学问淹博，贯通经史，还精通术数、音律等学，亲自删定郭璞《葬书》。(47)他所喜的杂学、与吴应祐谈论的小技曲艺很可能包括葬术。吴澄认为，儒者既然讲求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就当泛滥群书，涉猎杂学，“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洞观时变，不可无诸史；广求名理，不可无诸子；游戏词林，不可无诸集；旁通多知，亦不可无诸杂记录也。而其要，唯在圣人之经。圣人之经，非如史、子、文集、杂记、杂录之供涉猎而已”(48)。“宋祚讫，儒科废，犹以旧举业训子”的吴德夫(抚州崇仁人，1250-1329)，“若阴阳家小伎、若卜日、若卜宅、若推人生休咎，靡不旁究”(49)，吴澄对他的评价即是“允为通儒矣哉”六字。游德昭诸人对学问的体认虽不及吴澄，但明显都是出自个人的学问爱好、通过观览地理葬书习得葬术。而郑松(字特立，抚州乐安人，1235-1307)，在读经研史之余，更直接“从葬师得葬术”(50)。这种师友关系的缔结更鲜活表明儒士对葬术伎艺之认可。
    与探求“送死”之道的葬术相似，专精“养生”之道的医术亦得到宋元抚州儒士的青睐。(51)李季度(抚州崇仁人)与吴澄交情笃深，被吴澄视为异姓兄弟。(52)他早年勤治举子业，元初科举停废后一方面勤学作诗，“才赡思敏，所作诗甚富”；另一方面勤读医书，旁通医术，“季度儒流，傍及方伎。涉猎长生之说，精专救死之术”。李季度尽管精习医术，却没有凭此改善家计，而是注释医书示人门径、施用医术救济乡人。曹原杰(抚州临川人，1245-1306)的生平行事与李季度相仿，他“少习进士业，恪共子职，应务中伦。壮岁翫医家书，有以疾告，必馈之药”(53)。李季度、曹原杰旁习的医术也就不仅如同葬术是格物致知之方，更是济人利物之务。医术俨然成为儒士彰显儒学教养、践行儒道的新辙。这种想法在名儒与兼习医术的儒士的文字交往中虽然没有言明，但在他们给易业为医的儒士的赠序中却阐述得非常清楚。它正好构成吴澄等人肯定易业儒士儒学教养的重要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