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易业的抚州儒士原本都攻习儒学，尤其是科举时文。他们的儒学教养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没有猎得功名。不过，在吴澄等名儒的笔下，这些易业儒士几乎都是家世儒学，精通时文。柳士有“子士有世其业，以俊异称”，吴升“少有意乎进取，治《尚书》，号时俊”，董起潜“乐安云盖乡之董，宦家名族，前代以儒科仕者，不翅百数。文物之盛，甲于一邑”，葛继祖“其族以进士贡礼部者，常有之……自少工进士业，业成而科废”，熊景先“景先得其家学，每较艺辄屈辈流”。不仅如此，他们深植的儒学教养还能出入新职业的内外继续彰显。吴升中年弃儒就贾，润屋肥家。五十岁后毅然弃商归养，吴澄称赞他“视世俗之营营不自足者有间矣。虽然士英读孔氏语，岂可以其贤于世俗之人而遽已乎”，何希之更是直接赞其“书生襟怀”。也就是说，吴升的儒学教养虽不能在壮年经商中体现，却可以在晚年弃商中凸显。王谦道被前辈巨公许可为“儒家之术、术家之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既通葬术，又工诗文。其葬术与诗文、“儒与术”明显是分作两途各自展现的。(54)柳士有改习的刻字技艺则被吴澄认为是集儒学性质的识字、书法与方伎性质的刀工于一身。柳士有也是被其引为儒流，介绍给“善书识字”的儒者熊朋来(豫章人，1246-1323)、词人司马九皋的，“今之善书且识字者，在洪有熊天慵氏，有司马九皋氏，试往问焉”。
    董起潜、熊景先、陈景和改习的医术同样兼具儒术，“非世业则于术或有不习，非儒流则于理或有不精”(55)。良医黄大明(抚州临川人，1254-1336)医名远播，前来拜师学医者比比。可他都没有轻易答应。但当危素(字太朴，抚州金溪人，1303-1372)向他请教时，他却倾囊相授：
    来学者众，辄语之曰：治予业不精，不足以活人，而易以杀人，非拒子不教也。同郡危素亦请学焉，东之曰：子则可矣。古书多简奥，意旨深远。子沈默(即沉默)通博，庶几得之。沈审不忽易，善捄而不为利，则不轻于人命矣。(56)
    黄大明觉得，医术关涉人之生死，授徒必须慎之又重。他愿意传授危素医术，看重的是危素儒学通博能够知书意旨、儒行谨厚能够施术慎微。黄大明在肯定儒学的同时拈出儒行。吴澄对董起潜、陈景和的表彰正是分别从儒学与儒行下笔。他赞赏董起潜“涉猎儒术、精究医方”(57)，陈景和“躬士之行，执医之伎，是岂专方伎家所可等伦哉”。而在给熊景先辑录的方书《伤寒生意》所作的序文中，吴澄更是从儒道的高度上阐发：
    夫天地之德曰生，为人立命而生其生者，儒道也。医药济枉夭，余事焉尔。景先之儒未获施，而医乃有济，所以赞天地生生之意，其功为何如哉。(58)
    在吴澄看来，儒道是体“天地生生之意”，医道则是赞“天地生生之意”，二者在“天地生生之意”上是相通的；熊景先虽然不能施展儒术实践“天地生生之意”，却可以依凭改习的医术实现。或许是因为看到吴澄序文的缘故，其同学好友程鉅夫(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1249-1318)在《题熊氏生意稿》中亦由此入题：
    天地以生为心，圣人以天地为心。然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然则兼天地圣人之心以为心者，其惟医乎？医之于人也，技若贱而甚贵，施若狭而甚博也。俱民也，而死生独寄焉，非贵乎？身不必遍也，而其书公焉，非博乎？医之道，与圣通矣。(59)
    吴澄、程鉅夫的想法并非只是针对熊景先及其《伤寒生意》一书的私见。元初同程鉅夫相若、与抚州相邻的江西名儒如刘辰翁(字会孟，庐陵人，1232-1297)、赵文(字仪可，庐陵人，1239-1315)等写给易业为医儒士的赠序记文，亦大都依循“生生之意”的“仁”的思想路径展开。(60)从“生生之意”的“仁”的角度肯定易业为医儒士的儒学教养、践行儒道似已成为元初江西诸儒的共同体认。这一体认从思想史角度似可追溯到程颢引用医书对儒者之道“仁”的阐说。(61)而从社会史角度则可视为宋儒“尚医”风气与宋代儒医新传统的延伸。(62)
    上文在梳理分析元初江西抚州儒士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的过程中，已经对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的易业问题有所讨论。概括言之，大体有以下三点。第一，“精英作用的扩散”并非元初科废或元代独有的“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宋代发达的科举制度在助推新儒士阶层进入官僚体系的同时，也已迫使许多科举不第的士子弃儒易业。正是立足宋代科举制下的易业传统，又与国亡等因素合流，科废易业遂成为元初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第二，宋儒在面对科举制下的易业风潮时，一方面固守儒家安贫乐道、耕读养家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采用理学家“格物致知”、“生生之意”的儒学、儒道理念，抉发出肯定易业儒士的职业伎艺与儒学教养的新观念。这两种既相互竞争，又共同尝试为暂时或始终浮沉闾里、无法步入仕途的儒士提供人生指导的观念，为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元初南方儒士所继承，并得到深化与延伸。第三，尽管科举停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元初南方儒士易业的速度与广度，元初南方儒士更鲜明地展现在日常生活中依凭新职业实现治生养家与儒家问学之道、生生之道的易业观念，但并没有对南宋科举制度型塑的江南地方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与儒士整体的治生观念造成过大地冲击。不过，元初科废易业的总趋势和儒士易业新观念伏下的潜流，最终在明中期社会转型中汇成“士商互动”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