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宦寺操持大柄，“祸国殃民”
    明亡于宦官之说，在清初十分流行。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管束十分严格，立铁碑于宫门为戒，宦官不许干预朝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到南京宦官的支持。登基之后，他背离祖训，重用宦官。宣德年间，设立内书堂，由大学士陈山教授宦官识文断字。从明中期起，宦官团伙与官僚集团，交替执政。自英宗到武宗时期，皇帝不理朝政，宦官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专权；从嘉靖至万历时期，系权臣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掌政，他们也要拉拢宦官。例如，张居正入主内阁，得到宦官冯保的支持。万历二年（1574），冯保自建生圹，张居正为之书写《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⑧ 足见二者关系密切。宦官多能掌控内阁，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均握“批红”之权，成为皇权代表，皆力压内阁一头。同时还掌管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打击迫害反对派。
    宦官尚拥有监军权，并受钦差出使等。宪宗朱见深时宦官汪直，怙宠立威，大臣皆屈膝。时有谚语曰：“尚书叩头如捣蒜，侍郎折股似栽葱。”⑨ 小太监阿丑擅长于表演相声，讽刺他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言外之意，不知有天子。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六年（1506-1521），依赖宦官刘瑾，北京城内外流传说，当朝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万历年间，四处派出矿监税使，掠夺工商业，激起市民罢市。天启时，熹宗热衷木作，魏忠贤专权达到巅峰。熹宗“呼魏忠贤为老伴，凡事委之，己竟不与”⑩。朝官人等皆称“九千岁”。魏忠贤还设立“武阉”，尽掌内廷兵权。明代内监“冒滥名器，蟒玉盈廷；子弟亲族，盘踞窟穴；政府言路，凭借奥援；羽翼腹心，势焰熏灼，驯至不可收拾”(11)。足觇宦官势力的嚣张到何种程度。
    清人谷应泰论道，明中叶，宠用宦官，“英、宪、武、熹乱者四世”，“非有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厂之酷，刘瑾不轨之谋，魏忠贤闇奸之状，而潜窥意旨，驯致败亡者，无他”。(12) 宦官擅权，导致君臣关系日疏，内竖肆虐，加速朝廷衰落。清人张岱指出：“宦官之祸，种毒既潜，国与随尽。可不畏哉！”(13) 正如赵翼所言，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14)。
    清入关后，满洲统治者对明代宦官专政尤为重视，从制度层面上对宦官严加限制，“内庭法制，尤为严密”。顺治十年（1653），世祖将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改设十四衙门，再改十三衙门。十二年六月，世祖福临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谕曰：
    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板，世世遵守。(15)
    十八年（1661），复设准军事组织的内务府，将太监纳入上三旗管辖范围，收缴宦官权力，堵塞了他们擅政的渠道。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圣祖指出：明朝“平日太监等专权，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16)。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高宗指明，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为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其“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以朝廷大政，付之刑余，“妄窃国柄，奔走天下，卒至流寇四起，社稷为墟”，并强调：“我朝家法，太监止供使令，从不许干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若听其认识交言，实非善事。”(17) 满洲统治者将此纳入“家法”，告诫子孙世代恪守，以致有清一代没有宦官专权事件发生。
    三、朋党相互构陷，“士气浇漓”
    万历后期，神宗不问朝政，政务怠荒日甚。朝廷中枢机构官缺，长期不补。内阁只剩方从哲一人，帝以一人足办，不增补；六部堂官仅四五人，五十余员六科给事中止四人，十三道御史祗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朝廷陷入“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窘境。(18) 神宗宠信郑贵妃，专横跋扈的郑氏皇亲充斥朝廷，宦官又多聚集郑氏周围。大臣们既敬畏皇帝，又畏惧国戚和宦官，依违其见，无所建白。部分中下级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对社会现状不满。例如，被革职返乡的吏部郎中顾宪成等，目睹了朝政的黑暗，预感到市民阶层的抗争，农民的反抗，必将威胁朝廷的统治。为了拯救朝政危机，社会名流汇集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被反对派称之为“东林党”，并与非东林党的齐、楚、浙、昆等党进行论争。
    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主要围绕着“争国本”、李三才入阁、京察大计等展开。“迨‘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19)。天启初年，“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中外忻忻望治”(20)。四年（1624），时局突发逆转，非东林党麇集在魏忠贤身边，官僚顾秉谦、魏广征等人也献媚迎合，举朝若狂，形成“阉党”。他们宣布“东林榜”，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以致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党而党愈炽，党愈炽而国事不可问矣”(21)。正直的官吏遭到残酷打击，阉寺宵小，浊乱朝纲，政局黑暗。他们将正直官吏撰成《点将录》、《天鉴录》，并将明哲保身、不附逆奄者归入《选佛录》。(22) 世上所谓清流者，则被一网打尽，造成“士气浇漓”，臣心涣散。清人指出：这场党争，“指以朋比，斥为伪学，窜逐禁锢，殆无虚日”(23)。其结果是双方“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轧，而国事坐误不暇顾”(24)。
    明末党争蔓延到清初政治舞台，出现所谓陈名夏与冯铨的“南北党争”，明珠与索额图的旗内政争，噶礼与张伯行、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满汉之争”，他们争权夺利，扰乱朝政。满洲统治者格外重视明末党争教训，倾力打击朋党。针对清初官员结党之弊，世祖福临命大学士王永吉纂修《人臣儆心录》八篇，以遏止朋党之乱，并御定其文。他在《御制序》中指出：“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诸一心，心正则为忠为直，众美集焉；不正则为奸为慝，羣恶归焉。是故心者，万事之本，美恶之所由出也。”他历数了谭泰、石汉、陈名夏等横行跋扈、目无纲纪、背德植交、蔑法罔上等罪过，明确地提出：“观诸近事，复炯鉴昭，然足为永戒。”(25) 索额图与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圣祖已有察觉。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斥责党祸危害，指出：
    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置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哉！(26)
    圣祖力陈朋党之患，以国法不容，训诫廷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