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社会矛盾的合力，大厦倾覆“而莫之救”
    明后期，整个统治机制已病入膏肓，即使再下猛药，其病也难以治愈。魏裔介在《书流寇始末后》一文中总括道：
    明亡于流寇，非流寇亡之，自亡之也。始以民饥，继以军噪，于是奸宄倡其萌，荷戈者比附，以张其焰。一时之为督抚者，方且优游坐视，调二三武弁，掠得子女玉帛，即以大捷报闻，甚至杀良冒功，滥叼爵赏。非无忠臣义士，欲为国家出死力者，以阻于赇赂，不得进用，徒呕血腐心耳。又况门户相攻，阉人用事，每将阘冗之夫，推为督抚将帅，借以报复私雠。社稷民生，听其荡坏。黠者慧者，袖手旁观。庚辰辛巳间，宇内连岁荒疫，大地为盗，正赋舞出，犹且严征，加派以资边饷。譬如久病之夫，元气尽耗，皮肤之间，百孔千疮，复委之至庸极愚之医，投以乌砒，绝其饘粥，焉有不死者哉？赫赫上天，知其君臣终不能拨乱为治也，而天命乃去之矣。(59)
    他从军事、朝政、经济、灾荒等方面揭示了明亡是社会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久病之夫，元气尽耗，皮肤之间，百孔千疮”，“自亡之也”。其论极是。
    从明中期起，各种社会矛盾就不断地激化。在百万流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冲击下，明朝已初露衰败的征兆。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已经感到危机四伏。他在《京师重建贡院记》一文中，将王朝意喻成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其中则蠹矣”。明兴二百余年，“纲纪法度，且将陵夷而莫之救，有识者忧之”。他们亟待把这座“将坠而未仆”的大厦，“振而举之”(60)。他深知如不扫除“浮言”，改易更张，“元末之事，可为殷鉴”，“衰宋之祸，殆将不远”。张居正通识时变，革故鼎新，以图“富国强兵”，力拯朝政的衰败。然而，其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愈加尖锐复杂，以皇帝、王公、勲戚、宦官和权臣、豪绅为主体的大地主集团更加腐朽。
    清人或认为，明之所以失天下，其故有四，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寇，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将相无人，“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而君之失德不与焉。”(61) 事实上，明朝消亡是由多种社会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经济上，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破产，酿成数量庞大的流民队伍，加上肆意掠夺工商业，加深农民、市民贫困化，加速了社会局势动荡。军事上，京营建制涣散，卫所制度遭到破坏，军队丧失战斗力，无法应对“南倭北虏”的挑战，也无力抗击建州女真骑兵的侵扰。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军以及崛起关外的建州女真，明廷战斗策略失当，颓势日趋明显。当然也不能低估导火线，即天灾人祸所产生的颇大作用。
    晚明在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尤显突出。这集中表现在“政以贿成”，纲纪无存。先说宦官，王振得势之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当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62)。王振擅权七年，籍没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63)。弘治时宦官李广用事，四方争纳贿赂，查没其家产，得到一本“名簿”，在许多大臣名下，书写“馈黄白米各千余石”。孝宗惊叹：“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侍从说：“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司法究治。(64) 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科道官员出使归，天下巡抚入京受敕，都指挥使以下升迁，边将违律等，均要重金贿赂刘瑾。(65) 其值“一千曰一千，一万曰一万，后渐增至几千几万矣”(66)。他窃柄无过六七年，败没之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67)。
    再说权臣，嘉靖初年，世宗将武宗宠臣江彬、钱宁罪磔于市，籍没江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宝不可数计”；查抄钱家，获“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68)。陆炳为世宗乳媪之子，擢都督同知。御史弹劾他不法行为，其恐惧，“行三千金求解不得”(69)。严嵩为相二十年，“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他秘密运输财产南归，“大车数十乘，楼船数十艘”；抄没其家产，“黄金可三百余万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与其妻窑藏于地，“每百万为一窑，凡十数窑”(70)。而侵吞巨资的官僚为数不少。
    宦官和权臣将政治权力变为疯狂聚敛钱财的手段，权势越大，贪贿财富愈巨。如同赵翼所说：“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71) “权门贿赂”是16世纪中叶商品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晚明“政以贿成”的腐败之风，导致吏治大坏，纲纪法度废弛，无力应对内忧外患。刚愎自用的朱由检虽力图扭转时弊，但积重难返，已无力回天。已腐朽如此程度的明王朝大厦焉能不坍塌？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人检讨明亡之因，上述六种观点，只是强调在明朝的某一历史时段，其中一种因素曾对该朝的衰落起到促进作用。不过作用力的大小也不是均衡的，最终由某一、二种主要势力来完成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此即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及崛起辽沈的建州女真，这两股势力对明亡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崇祯十三年（1640），明廷修筑拱极城于卢沟桥，南北门额题有“顺治”、“永昌”字样。过了四年，门额字迹仍清晰可见，明朝却消亡了。时人论曰：“岂非天哉！”(72) 这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但其中却蕴含着必然的因素。从明朝整体上考察，王朝大厦的倾覆绝非只是某一种力量所为，乃是长期社会各种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