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阙，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国敌，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44)
    李三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晚明财富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和豪绅地主等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加剧，民不堪命，严重地威胁着江山社稷的安危。
    万历天启年间，天下灾荒饥馑，疾病频发，“同类相食，人死如乱麻”。任职饷司的杨嗣昌奏报岁饥，指出，淮北居民“食草根树皮至尽，甚或数家村舍，合门妇子，拼命于荳箕菱杆”。江南“灶户之抢食稻，饥民抢漕粮”，所在纷纭。荒歉所致粮价腾贵，苏州、松江等地，斗米长至百三四十钱而未已。从北到南，“顾瞻闾左，民穷财尽”(45)。顾炎武以农商之业，分析了明代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指出：至正德嘉靖初，与以往不同，“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相互凌夺，各自张惶”；嘉靖末隆庆间，更加异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益富，贫者愈贫”；及万历中期，“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有九”(46)。天启时期，陕西“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盗由此而始”(47)。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军从者日众，大多数为贫饥之民。
    六、思想不清，“亡于学术”
    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一批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李颙、唐甄等，深感君主专制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他们高举批判的旗帜，激烈地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48)，平衡君臣和地方权力；要求改善与协调君臣关系，共理天下。明朝后期，在学界内，陆王“心学”异军突起，“士人多皆阴弃朱子而从之”。从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门户水火，相互攻讦，长期不休。一时传统的程朱学术思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王阳明一派的“心学”在学术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容否定的。而后，王学末流空谈性命，且多出“狂放”之言，在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诸如李贽等人，蔑视孔孟的“绝对权威”，指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矣。”(49) 并强调：“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50) 他还尖刻地抨击尊孔潮流，“犹如一犬吠影，羣犬吠声，可笑之至”(51)。痛斥《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则为“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52)。李贽的“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举动，既不为明廷所容，也难为士人所接纳。
    清初一批名臣认为，学术的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正如兵部给事中魏裔介所言，“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53)。因此，他著有《圣学知统录》，极力倡言，大兴圣学：
    圣人之治，圣人之学为之，圣人之心为之也。今夫衡平则轻重不易，鉴空则妍媸不爽，而况人主之心静乎，天地之大览万物之衡也。故心得其正，则天下万事万物无有不得其正者矣；心不得其正，则天下万事万物终无有得其正者矣……“圣学以正心为要”，此可谓得学之本矣……学之要在正心矣，而心之所以正者，非学不为功焉……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正君而国定，正其心之谓也。(54)
    熊赐履亦著《学统》等，阐述晚明社会风气衰退与学术不正有关。他们力谏朝廷大力弘扬“圣人之学”，明辨学术，以正人心。这些建策深得圣祖玄烨赏识。
    康熙年间，玄烨“崇儒重道”，定程朱理学于一尊。他指出：“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顾，朕必嘉之。即天下万世，亦皆心服矣。”(55) 因玄烨大力倡导理学，汤斌、熊赐履、魏裔介、魏象枢、李光地、陆世仪、张伯行等一批理学名臣应运而生，他们以卫道士自居，将批判陆王“心学”视为己任，把促进皇帝尽心儒学，作为“当今第一要务”，并在“经筵日讲”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护法大师在学术上并无创新之见，但他们从政治上着眼，将学术同政权巩固联系在一起，努力地为稳定清朝统治秩序服务，亦不无成绩。
    从学术视角剖析明亡之因的当属名儒李颙和理学名臣陆陇其。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56) 他亲历明清变故，痛感明末“亡国”、“亡天下”是学术思想混淆不清所致。而陆陇其的主张更激进一些，认为，“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他甚至将明亡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滥觞。陆陇其指明：
    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徧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雎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57)
    他认为晚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风俗愈坏，礼义扫地”，是王阳明“心学”弊端造成的。(58) 简而言之，学术的偏颇酿成流寇、朋党祸起，导致明朝衰亡。陆陇其翻检历代注释性理之书不下数十家，认为诸多释义过于枝蔓，去其缪戾，采撷发明章句集注者，陆续纂辑《四书讲义》、《性理大全》、《大学衍义》、《读朱随笔》、《困勉录》，以及《松阳讲义》等书，这些理学著述在当时社会颇具影响。陆陇其站在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立场上，竭力地宣扬程朱理学，批判陆王“心学”。这些作法与满洲贵族为稳定统治秩序、推崇理学的举措，一拍即合。他从学术上总结明亡的教训，观点新颖，而其言词似有过激之嫌。但他确为清朝崇儒重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清廷授予陆陇其殊荣，其死后，雍正二年（1724），从祀文庙。乾隆元年（1736），特谥“清献”，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