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即位之初，继续弹压“太子党”等。雍正元年（1723）四月，特谕满汉文武大臣等，以朋党为戒，指出：“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相互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杜绝朋党，他要求“以君之好恶为好恶，然后人人知改其恶而迁于善。君臣一心，国之福也，传之万世，亦有令名”。(27) 次年七月，颁布御制《朋党论》一文，陈述朋党诸种劣迹，指出：“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28) 以此严加防范，重点打击。高宗继承父祖衣钵，严加防范朋党，多次指明，明末党争，“人所痛恨，可为炯鉴”。“将来朋党之渐，其为国家之患甚大”，并将世宗《朋党论》等，“朔望令教官宣讲”(29)。他还果断地解决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各为魁首的满汉之争，稳定朝政。由于清初列帝措施得力，遏止臣僚结党为乱，乃至清朝有“朋党”之名，却无“党祸”之实。
    四、皇权旁落，“倒置太阿”
    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尔后列帝多平庸缺智，无所作为。宪宗在位二十三年（1465-1487），深居内宫，据说只接见一次朝臣，当大臣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时，皇上已起驾回宫了。他宠恋比之长20岁的万贵妃，致使她肆虐后宫。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1488-1505），接见了几次朝臣，官僚们已颇满意，称之为“有道明君”。武宗朱厚照私自出京，巡游山西大同等地；又出通州，经山东临清，游逛江南，为非作歹，骚扰民间。世宗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1522-1566），执迷道教，炼服丹药。神宗朱翊钧长期不临朝，不会见大臣，不批答奏章，致使大量奏疏“留中”。皇帝深居内宫，贪图安逸享乐，于是将大权交予内廷助手宦官，或外廷的帮手官僚，他们交替掌政，明争暗斗，乃至朝政混乱，局势不稳。张岱以明朝遗民自居，指出：嘉靖、隆庆二十年后，皇帝潜居不出，“百事丛挫”，又“贪呓无厌，矿税内时，四出虐民”。尤其强调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池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他痛感“盖我明亡之征已见之万历末季矣”(30)。
    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圣祖明确地指出：明季诸帝，“俱不甚谙経史”，(31) 不学无术。“平日太监等专权，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他以前朝为诫，指出：“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岂容假之此辈乎？”(32) 世祖、圣祖皆肯定庄烈帝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非亡国之君”。清人全祖望却认为，其性刚而自用，缺乏应变的灵活性，怙前一往，“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33)。高宗弘历在《国朝宫史·圣论》中云：“论者率谓，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似矣。而朕不谓然。”他阐述道：
    宦官之祸，汉唐来已然。顾其使宦官得志擅权，肆毒海内者，伊谁之咎也？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人君所与处者，若辈耳。凡监役、监军、要地、要务，非若辈弗任也，非若辈之言弗信也。导谀纵逸，愈溺愈深。中叶以后，羣臣有数年不得望见颜色者，而鬼蜮之计得行。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置太阿，授之以柄，其失皆由于不与士大夫相接耳。(34)
    从中期以来，明朝列帝蜗居内廷，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皇权假借宠信宦官，倒置太阿，以致朝政混乱。高宗明确地提出：“伊谁之咎乎？”他解析道：
    胜国洪武，草昧初开，未尝不得之艰苦。而中叶以后，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荡佚，恬不为怪；嘉靖、万历、天启之昏庸逸乐，阿柄下移，以致权臣奸宦，相继而擅威福，乱政害民。此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事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至灭亡。使有能奋然振兴，追念洪武之旧固，励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于末造。而宴安酖毒，终于不可救药，自覆厥宗。殷鉴甚近，尤足为炯戒耳。(35)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明帝无作为，将大权假手于人，主要是君主的过失。高宗的论断正中明亡的要害。“干纲独断，乃本朝家法”(36)。清朝列帝事必亲躬，决不将大权假手于人。他们以前明败亡教训为戒，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到军机处，不断强化皇权，也使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未曾出现过皇权旁落的现象。
    五、闾阎之匮，“民穷而盗起”
    明初的各项制度详严，成祖登基，发生了变故，出现宦官执柄，官僚掌政的局面。明朝礼部尚书冯琦说：“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夷狄。它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阎之匮耳。”(37) 清人计六奇指出：明朝“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38)。明清官员总结所言，农民、市民的贫苦化，是朝廷克扣百姓制度甚繁，人民难于休养生息。随着16世纪中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钱财，盘剥百姓。社会贫富日益悬殊，势必再现“民穷而盗起”的局面。
    在北方，主要是皇帝、勋戚、王公、宦官兼并土地。皇帝亲自占田，成为私产，叫皇庄。(39) 成化时期，给事中齐庄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宪宗朱见深不听。(40) 正德年间，皇庄快速地发展到36所。(41) 同时，宦官打着黄龙旗，在北京设店房，招歇商人，征收商税，称“皇店”；放高利贷，谓“皇债”；卖盐谋利，叫“皇盐”；在房山与门头沟开煤窑，曰“皇窑”。此皆内臣提督，“正额进御前”。像明朝列帝这样大肆聚敛私财，在历史上是未曾见到的。上行下效，此时勋戚、功臣等以“请乞”和“投献”的方式，不择手段地侵夺民产，建立庄田300余座。针对这种状况，户科给事中李森率诸同仁揭露道，“畿内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处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42)。
    在南方，主要是豪绅地主占田。所谓豪绅地主即以“笔杆子”功名起家的士大夫地主、以“锄头柄”发家的粮长地主以及退居林下的缙绅地主。他们在土地比较集中的江浙、福建、江西地区，广占田土，欺压乡民，为霸一方。正德年间，福建“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嘉靖时期，(43) 严嵩的家乡在袁州分宜，该州四县的土地7/10被严家所占据。徐阶为江南松江人，徐家在松江的土地有4000顷。农民丧失生产资料土地，产生大量的流民；重敛矿税，剥夺工商业者，城镇市民罢市频发，由此造成全国统治秩序的动荡。
    商品经济繁荣，白银进入流通领域，更加刺激了统治者贪婪，“溺志货财”。凤阳巡抚李三才已经深感问题的严重，多次上疏，反对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工商业，危害地方。他尖锐地指出：
    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