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原本为讨论国家政治权力而触发的课题，发展到后来，却因为缺乏学术史的衔接，一面倒地转向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原本有一个从帝国到你、我的转折。从精英转向大众社会的历史变化，背后有科学、民主等现代质素为后盾。所谓由政治到社会的转向，本来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反思，所要寻找的，是作为国家对立面的社会；自然村、社会共同体等研究的发展，是为了找出足以与政治势力相对抗的社会力。但到了后来，这个最初的出发点却被大家忽略了。表面看来，我们是直接进入了社会，去观察其构成、运作，但关于社会人如何跻身政治圈的考察，是政治力如何收编、瓦解、安排社会力的上位考量，还是社会人如何渗透、调节、翻转国家权力结构的下位思索？以宋史来说，家族史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可是为什么要关心家族的盛衰？如何定义家族的盛衰？所谓的社会流动，若是以谁考得上科举来考察家族的重要与否，则所探问的其实有其政治意义，只是谈久了，忘记了原始初衷，忘记了本来的课题，也就会开始疑虑，自己做的到底是社会政治史，还是政治社会史？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曾有位教授萨孟武(1897～1984)，他在教授中国社会政治史课程时特别强调，他要讨论的是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所以是社会政治史，而非政治社会史。他有三本很有意思的书：《从西游记看中国政治》、《从水浒传看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中国家庭》。虽然讨论的对象是家庭，是社会，但切入的角度的确是社会、家庭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在政治圈中寻找社会关系。而杜正胜老师则说，他写《编户齐民》，是在政治史料里面去寻找社会讯息。但也正因为这些原本是帝国为了掌控社会而搜集的资料，所以我们固然可以从兵制里面看到人如何被分为成年人、未成年人，还有所谓的老人，产生年龄层的概念；也可以在收税的资料里面，看到贫、富的社会差异。然而追根究底，资料本身既是出于政治的需求，解读之时若未能有所警觉，则在视角的把握上以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面向上即有所限制。
    三 以公众史学为视角
    public history的中文译名现在并未确定，或译为大众史学、公共史学，我本人则倾向译为“公”“众”史学，一方面想与公共空间的讨论概念相联结，以回应中国既有的“公”概念的暧昧与模糊。所谓公家、公用，到底是政府部门专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是汉字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更是传统与现代联结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望强调由人的角度着眼，尤其是众人彼此间，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希望对所谓结构论、类型论有所省思。
    公众史学不只是译名未定，就连public history在西方世界也未形成共识，如popular history,applied history,history marketing,也是大家的各自理解。不过，基本上都强调历史知识的普及与社会参与，即在理念上是期待历史写作不只“由上而下”，在实务上则关心历史知识如何在社会大众间交流应用。这些乍看之下，似乎与政治史研究无关。但是无可讳言，这里面有着历史诠释权的争夺，专业历史学者是否是唯一的知识提供者？公众是否只能单纯被动地消费历史？双方是否能够平等互动，共同写作历史？因此，这不只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有政治的意义。或者说，这不只有政治的意义，也是历史学的问题。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结，是带着问题的对话。过去一旦过去，当然就过去了。但看似已过去的过去，却还是现在的一部分，如何知觉，如何面对，又是哪一部分的确需要思考与认知。这几年上课时，我都会在第一堂课请学生试着讨论一个问题：如果在自我介绍里面没有任何过去，能够自我介绍吗？其实说到最后，如果在自我介绍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就连“我”这个字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说“I”(英语)，为什么不说“哇”(台语)，为什么不说“ねたくし”(日语)，为什么不说“Ich”(德语)，为什么不说“Je”(法语)。换句话说，之所以会发出“我”这个音，也是源于过去的经验。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过去跟现在并没有什么关系。这里且引《萝拉快跑(Run Lora Run)》这部影片中萝拉男朋友的一句话，他逼问萝拉会如何面对他的死亡，萝拉说：“我怎么知道，什么烂问题……”于是他说：“我知道，你会把我忘了……你一定会，否则你没办法活下去。”
    的确，我们既需要回首，又不能沉湎，有时人因为无知而得以奋力向前，有时则根据过往的经验而有了前进的动机与动力，但有时却必须忘记一些事情，才能够面对现在，展望未来。因此，过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暧昧，对不同的人而言，事情各有轻重，牵连的过去也不一样。
    历史无法承载所有的过去。有限的篇幅曾经只留给人们认为重要的人与事，史家认为：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弱势群体，如底层民众、女性或是弱势族群，只能受时代播弄，不曾影响大局，所以无必要人史。但是，随着大众社会的发展，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原本被差别化、被认为不需要受历史关注、不需要进入历史的无足轻重的底层民众与非主流群体，或是因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发现了他们在历史运行时的地位，或是因民主思维的浸染，主动要求进入历史之中。
    公众历史既起因于一般社会民众的要求与参与，自然要让不同的人提出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但这是历史诠释权的争夺，还是历史知识在大众之间的交流？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期待公共空间之存续，好让人们享有彼此交流的机会；唯在企求外在空间建置前，面对不能以对错轻易分类的多样性人事，研究者或许更需要先反求诸己，即力求知觉、反省自我的位置与视角方向，进而承认周边人的多元存在，并尊重他者不同的选择。
    政治史的视角一向是由上往下，无论是政权的争夺，还是秩序的巩固，一般都是从统治者出发，一旦视角转换，由下往上，在寻找社会力时，是否会在赵世瑜所强调的社会史研究范式中被消解收编？政治史当如何自处？在所谓的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当如何相互定位？或许不需要非黑即白的决绝两立，真正必须未雨绸缪的，反而是如何坚持政治史的“政治”性。就如同文化研究一旦放过了政治角力，便有可能在节庆狂欢中忘了除魅初衷。如果说政治活动的核心是权力问题，并且把权力视为一种影响和支配他人的能力，那么要保有政治史的核心关怀，重点便不在人物的身份、朝野的分别，而是议题与取径是否具有政治意义。
    易言之，如何在既有资料的阅读之中，跳出传统帝国看待民众事务的视角，借着对现代性(尤其是民主思维)的掌握与反思，以求重新审视统治者与社会间的关系，而不致落入过往以成败为是非的迷思之中。一个可能的取径，或许是从上位者的思考脱离，反向地认真思考弱势一方在权力关系中的挣扎，以期更有效地辨明彼此应对之间权力的移转动向究竟如何。就像在南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弱势的南宋在让金承认其地位并有效掌控社会的过程中，固然成功地收编了各方势力，却也是一种掠夺与压制的策略运作。如此，所谓的由下而上才可能进一步接纳多元，真正完成公众历史所期待的历史知识在社会中交流的公众性。
    关于多元，或许我们该再看看德国历史教育学界关注的“历史意识”(Geschichtsbewusstsein)。由于受到胡赛尔等人现象学的启发，他们强调历史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所以学者们认真地追究历史概念在生活世界、教育体系以及学院中是如何地被理解与呈现。至于公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那些有用的或重要的过去(past)，更是他们关心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