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伴随着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医病关系史亦逐渐进入史家的视野。从现有研究来看，欧美、中国台湾学者的开拓之功不容抹杀。如英籍学者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对明代医病关系的透视、中国台湾学者张哲嘉对光绪慈禧帝后医案的论析、祝平一对清代江南地区医病关系的探讨、蒋竹山对明代祁彪佳家族医病关系的揭示、雷祥麟对传统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转型的讨论等等，①都将相关研究推向了一定的高度。总体而言，目前有水准的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前近代医病关系的基本特征已清晰可见。
    由于医病关系史的开展仍处于开拓、摸索阶段，诸多领域尚有深入开掘的必要。其中，前近代的医病纠纷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古克礼、祝平一等人的研究可知，明清时期的病家对医者普遍不信任，那么医家如何来因应这种新型的医病关系，以及一旦发生纠纷后又如何处理，我们依然不甚了了。此外，相对于民国时期医讼案的日甚一日，②明清时期的医讼却并不多见。对此，又当如何来理解？类此种种问题，学界仍无专文探讨。通过对明清时期医病纠纷的探析，不仅能够对前近代的医病关系予以新的考量，而且也为近代医讼案的大量发生提供诸多的历史参照。
    一、明清时期医病关系的紧张趋向
    明清时期的医病关系虽然总体上仍然未脱离其传统特色，但与前代相比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沈一贯在为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所做的序中，便曾将当时的医病关系作过精辟的对比与概括。
    古者人专师，师专法，师秘而不忍传，学者久而后可得。然且斋戒以将之，盟誓以信之，诚而听之，终而守之。其治人也，一意摄志，罔敢二三。故病者之听夫医，犹听神明，正反从逆，惟其所用，至割皮解肌浣肠刳骨不惜，医诚良而听之诚是也。今医师遍天下而不攻，学者亟求食而不能尽其术。病者疑信半而姑听命焉，而又以好全恶危之心待之。病非在皮肤，而效求于旦夕，旦不效旦更，夕不效夕更。而医不敢聚毒以尽其技，况敢言割皮解肌浣肠刳骨之难乎？故天下不尊医，而医亦不自尊。③
    从沈一贯的话中可知，至迟自明代中后期始，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以及医、病之间的疏离感就已很强烈。医病关系之所以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实与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直接相关。大体来看，伴随着医药学知识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的医生已渐趋成为一种开放的职业。特别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江南地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诵读汤头歌诀，即能悬壶于世、开局行医。在国家与社会缺乏有效的权威宰制下，导致行医者构成日益复杂。多数医家操持医业纯粹是为谋生，医术上没有任何保证，难免给医病关系的恶化带来影响。④
    衡量医病关系紧张与否的标准无疑有多种，医家形象的好坏显然是重要标准之一。在一个多数医家并不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时代，医家的社会形象势必会大打折扣。明、清之世医家的社会形象已非常之差，痛斥乃至丑诋医者的文字比比皆是。比如，在《履园丛话》中，钱泳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一个“狗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姓姜，浙江慈溪人，“颇知医理”。但每次出诊，必然带着一条狗。因为这条狗不仅“知内外科，而又兼妇人科”，曾几次三番在关键时刻纠正姜姓医者治疗上的过误之处。后来，“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在连连慨叹“吾道其衰”后，不久辞世。在此，一位“颇通医理”的医家竟然比不上一条狗，钱氏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故事的最后，钱氏更是直接指斥那些“舟舆出入，勒索请封，若有定价而卒无效验或致杀人者”真是“狗彘之不若”，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多数的医家。检视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与小说，对医家进行类似于钱泳式的鞭挞故事多有载记。当然，上述故事的真实性或可待考，但其所反映时人对于行医者的观感当属实情。⑥
    对庸医单纯进行言语上的嘲讽与鞭挞，甚至丑化其社会形象，固然能泄一时之愤，但无法为病家带来实质的收益。特别是在病人遭遇疾患，延请医家来诊之时，如何判断对方能否胜任，显然需要一套较为“实际”的方式。一般来看，为了自身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多方试医、频频换医，是该时期的病家所普遍采用的方法。不过由于医药学知识的缺乏，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鉴于此，一些名医也纷纷站出来献计献策，为病家择医指示津梁。明后期著名医家萧京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个。
    在《轩岐救正论》中，萧京指出世间“医之明脉者，盖千百不一二数也”，因此若想鉴别医之高下，“唯有试之一法”。在“试医”的方法上，萧京主张病人在延请医者至家时，“切勿预言病症”，须先令医家“诊脉，察色，闻声”，再静听医家言说此病之阴阳虚实。一旦医家“言下十应二三，便称国手”，“吾方告以得病之由，起居顺逆，饮食喜恶，病期久近，备详勿讳”。医家开方时，病家也要注意，一定要问他所开之药主治何症、病期修短等等。这样做的目的便在于“看他学问浅深，见识高下，果属明良，信心任之无虞。设有不愈，非医之咎者。”⑦
    从以上所引述的内容来看，萧京的建议不可谓不善，但这样的建议恐怕只适应于士绅阶层中对医学有过一定修习之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难免就有些要求过高了。职此之故，明代医者裴一中提出了自己更为实用而简捷的方法，“择医疗病，不在临时，而在平时。能于平日知得深，信得确，则临病相延，不患不济事也。”⑧不过，从后世医家仍然在喋喋不休地呼吁病家宜审慎择医的情形来看，⑨似乎这些言论并没有对一般大众产生多大的影响。病家一旦生有疾患，病势危急时，还是有病乱投医。甚或医疗效果缓慢时，又频频换医，所谓“世之延医治病，往往求甚速效，更易医者，杂投方药而病转增剧，盖比比然矣”。⑩如此一来，不但对病人的康复大大有碍，还会对医生掣手掣脚，给病患的治疗带来负面影响。
    如若说病家的盲目择医、频繁换医尚不足说明医病关系的紧张，那么当病家在延请众多医家到场而诊疗意见不一时，病家的无助、惶惑乃至孤注一掷，则平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每值此情形，一些病家百般无计，只得求助于鬼神，将生命托之于冥冥的上苍。有的病家侥幸选对药方得以痊愈。如明代医家孙一奎为王文川之子治伤食病，在服用草头药还是保和丸上，孙氏与其他医者产生异议，“议草头药者十九，而孙君独非之”。王文川不知所措，无奈之下遂“决于神”，“神允孙君，服果有效”。(11)有的病家则因选错方案，一药而毙。《续名医类案》中载有一名叫施幼升的人，以卖卜为业，“术颇灵验”。一日不慎患上时疫，遂多方延医。不料所请诸医意见不一，起初所延两医，“一曰阴症，一曰阳症”；再延一医，又指为“阴毒”；“又三医续之，皆曰阴症”。面对医家的众说纷纭，“妻乃惶惑”。最终，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结果卜得“阴吉阳凶”，因议阴症的医者居多，乃服附子汤，“下咽如火，烦躁之极”。病者于是慨叹“吾已矣，药之误也”，“不逾时竟殒。”(12)一个以占卜为生的人，最后死在占卜之上，虽然颇有些讽刺意味，但读来还是让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