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党失败，由于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经济实乏善可陈，因此研究者亦较少涉及（注：关于战后中国经济尚缺少专门研究，相关研究可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国民党也曾企图进行经济恢复与重建，但为时甚短。随着内战重起，国民党军事由盛而衰，其统治区日渐缩小，经济形势亦江河日下，正常的经济活动已很难进行，更无论发展了。本文即以经济恢复与重建为中心，勾画出战后初期中国经济之概貌，并研究其间之土地分配、国家资本、通货膨胀等若干问题，期以为战后中国研究之拓展有所助益。
    一、未如理想的经济恢复与重建
    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注：关于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数量，现有统计数字不一，估计在3.3亿美元至8亿美元之间（“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1966年版，106-107页；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22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04页。）；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困难多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194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一、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二、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三、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注：《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27日。）。由于蒋介石“在政治上关心对付旁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超过他对经济建设的关心”（注：《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266页。），宋子文因而主导了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但是宋子文虽自诩为经济专家，却深知实现这一任务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在答复参政员质询时说：“我没有离奇巧妙的办法，不过无论任何办法，必须切合国内外情势环境，……目前的困难尤多，因此，我极希望有能力的人来代替，本人能力薄弱，与各位所理想的人，相距甚远。”（注：《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8册，930页。）即便宋子文如此低调，他的经济政策仍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普遍不满。在其任期内，经济政策不是扶助民营而是偏于国营，政府收支不仅不能平衡反而赤字愈增，对外经济关系因进口剧增而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计划可谓均成泡影。就实际情形而言，内战重起之后，战争再次成为国民党面对的中心问题，继宋子文之后的历任阁揆，经济无确切政策可循，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东墙补西墙，以维持经济基本面的形势。
    在经济恢复与重建方面，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由于日资退出与复员所需，加之低价美棉大量进口，以及投机囤购因素，恢复较快。1947年，全国华资厂的纱锭和布机数分别超过战前59%和1.1倍，纱、布产量分别超过战前17%和3.3倍。面粉业，虽然华资厂数和生产能力均超过战前，但由于原料缺乏，美国面粉进口大增，产量逐年下降，1948年仅及战前产量1/3。火柴产量较战前略有增长，纸的产量则超过战前1.9倍。重工业中的采矿、冶金业基本在低谷徘徊，产量下降较多，惟有电力工业恢复较快，产量亦有大幅度增长。就地区而言，沿海城市经济，由于复员对消费的刺激和资金的流入，加上其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首先得以恢复。1947年，上海新登记工厂数达到9285家，创历史记录。同时期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四市华商工厂工人数占全国总数之比例，由战前的41%增至70%，显示经济活动更进一步集中至上海等沿海城市。而后方工业则因厂商急于清货复员，资金紧缺，加之本身就是战时产物，缺乏坚固基础，战后几一蹶不振。1945年底，后方工业指数较8月间下降20%以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一半左右。（注：本段资料均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40-667页。各项统计均为华资，战前统计不包括东北和台湾。）
    关于以工业为主的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之程度，就工厂和工人数统计，1947年底全国登记工厂数为15048家，工人100万人，比1936年分别增长了1倍多和64%。就实际生产量统计，1947年华资企业产煤1949万吨，铁3.6万吨，钢6.3万吨，电37亿度，棉纱170万件，棉布4763万匹，面粉5565万包，火柴85万箱。与1936年比较，除了面粉下降50%外，其它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电力增长3.8倍，棉布增长3.3倍。但如与包括外资在内的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则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战后轻工业尚未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距战前尚有相当距离（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44、794-795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143、146-147页。1947年如加上外资企业产量，恢复程度可能更高一些。但由于外资在工业资本中所占比例已自战前的51%大幅度下降至战后的17%，同时公用事业占外资工业资本的比例，则从战前的25%上升至战后的44%（《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22-723页），因此外资工业品产量占全部生产量的比例可能已不足10%，对经济恢复程度的影响不算很大。如棉纺织业的外资比例已下降至1%，其影响已微不足道。）。这主要是由于传统重工业基地东北因苏军强拆装备而损失巨大，东北和华北又为内战之中心，恢复与重建受到严重影响。据今人研究，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看，战后除了新式交通运输业指数较战前上升了22%以外，其它近代工业生产指数均在下降，其中近代化工厂制造业下降21%，矿冶业下降更高达58%，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战前的21.81%，下降到战后的19.7%。（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743、793-796页。本文所论之经济恢复与重建，均以1936年作为比较的参照系，因为该年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年，而且统计资料相对完整。实际上，由于战争的影响，战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较之战前有了很大变化，以战前作为参照系的比较是否完全合适，尚有讨论余地。限于篇幅，本文不论，或可另文探讨。）
    在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中，也有两点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其一，由于战争的因素，在华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下降。1948年，外资总额为1936年的0.81，其中直接投资为0.48。与此相对应，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亦明显下降。如按1936年币值计，在中国全部资本总值中，外国资本占8%（战前36%），其中产业资本为11%（战前57%），商业资本为4%（战前25%），金融资本为6%（战前19%）。这就为一直苦于外资挤压的华资腾出了一定发展空间，也是战后华厂工业品产量全面超过战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民营重工业的发展有了明显进步，煤产量超过战前16%，铁产量超过39%，发电量则超过89%。尽管这些产品的实际产量并不高，但这种增长对于一向以轻工业为主的民营工业而言，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00、646-647页。）。不过由于内战重起，经济形势日渐恶化，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发展未及形成势头即告消沉。
    对于经济恢复与重建，国民党一度寄希望于美国借款。先是宋子文向美国提出20亿美元贷款要求，其后美国进出口银行又有以5亿美元贷给中国的计划，但最终均因内战造成的形势不稳和偿还计划缺少合理的保证而未能实现。对于国民党而言，贷款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恢复与重建，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美国支持，安定国内人心。蒋介石曾告宋子文：“此款于我完全为对内政一时之作用，如果此借款成，则政局当可比较稳定，关于国民大会与改组政府，皆可如计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国协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也。”（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106-107页，112页。）然而美国贷款是为其内外政策服务的，要求“特别注意于适合当地政治环境”，并附有指定用途之条件（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104页。）。而中国形势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如美国所愿，使美国对此项贷款的意愿始终处于两可之间，态度也随着时间的演变而变为“不如以前积极”（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3册，112页。）。因此使此项沸沸扬扬、喧腾经年的借款终无结果。国民党既将重建经济的希望寄托于美援，而在美援迟迟未来的情况下，国民党重建经济，安定国内的计划也落了空。（注：至1948年底，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信用贷款总数为8280万美元，实际支付6540万美元。虽然在租借、出售剩余物资名义下的信用贷款数额达到41100万美元（包括上述信用贷款），在租借、捐助、转让等名义下的无偿赠与更高达159670万美元，但基本是以实物形式用于战争，对经济重建作用不大（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405-40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67）。）
    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主要发生在抗战胜利到1947年的大约二年左右时间。但即便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建仍然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内战再起，军费剧增，能够用于经济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少得可怜。据估计，战后用于经济建设的政府投资和国外借款总数为28200万美元，不及战时损失的一个零头。而政府用于经建的经费占军费支出的比例，最高为1946年的0.5%，最低为1949年的0.17%（注：《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787、791页。）。本身实力有限的中国经济，一度又受到宋子文开放市场政策的强烈冲击，国产货难与大量价廉物美的进口货竞争。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元（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456、584页。），除了棉纺织业得益于廉价美棉外，其它如面粉、卷烟、水泥等工业都受打击。日渐高涨的通货膨胀，也大大不利于正当经营，波动不已的币值，令任何现实的投资者望而生畏，投机心理如同癌症般弥漫于有产者心中（注：在生产活动日渐萎缩的同时，商业、金融业和投机活动却显得十分活跃。战后与战前相比，全国商业银行数猛增8倍以上，还有比银行多出2倍以上的银号和钱庄。另据估计，战后初期上海一地的游资即达8千亿元，按官定汇率约合4亿美元，可以在市场上不断兴风作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669-672页）。）。加之国民党当时的注意力全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上，根本无暇顾及经济。1947年以后，因为战争范围的扩大，生产与消费均大受影响，国内市场再度被分割，再加以恶性通货膨胀，消蚀了所有尚存的经济活力，经济运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更谈不上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