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接近破产的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加速
    由于种种原因，法币发行自抗战中后期开始日渐增加，通货膨胀由此成为如影随形之顽症困扰着当局。抗战结束后，这一问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已成恶性化之势。
    随着抗战的胜利，后方不少人期待复员还乡，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同时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使用范围陡然扩大，从而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了1/3，黄金价格只及高峰时的1/5，美元兑换价亦下跌40%以上。而在收复区，由于法币与伪币兑换率被高估，使得物价指数最初亦为下降。上海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了36%，黄金与伪中储券的比价只及高峰时的1/6（注：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3、198页。）。这是自抗战后期物价高涨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实为对胜利的即时反应，并无坚实基础，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12月的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入，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11月较9月上涨1.87倍，涨幅为抗战以来所少有（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21、168页。）。
    从根本上说，物价上涨是政府财政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高涨；同时物价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物价的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
    宋子文以经济专家身份出任行政院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度颇具信心，原因是他手头确有若干砝码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备的。战后政府掌握了近9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上万亿元的接收物资，为稳定物价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子文为此采取了一些相当大胆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21页。）。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以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刺激进出口贸易，以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不足，压抑物价；以开放上海黄金市场，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这些措施一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1946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势头有所减缓。然而宋子文知道，物价上涨的关键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只有使预算收支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认为：“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84页。）
    收支不平衡是困扰国民党政府的一大难题。宋子文上台后，在增收节支方面动了不少脑筋。增收方面，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提高了进口货税率，使这两种税有了较大增长。节支方面，宋子文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军费应积极减低”，“同时一切政费，凡于经济复员不是切实需要的，也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极力撙节”（注：《国民党二中全会面目》，70页。）。然而在这方面，他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无力改变，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宋子文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注：《宋子文评传》，488页。）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另一种形式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注：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153页。），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和政府财政的崩溃。
    因为收入远不抵支出，法币的发行只能不断增加。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战前的395倍；到1947年2月，则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1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注：《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95页。）。同一时期物价的上涨幅度更超过了法币发行的增加幅度，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月增16.9%；经过八年抗战，物价上涨倍数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第一年即超过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继续增大，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50页。）。由于法币过量发行，而黄金外汇储备毕竟有限，在金融开放政策实行一年后，1947年2月发生了上海黄金风潮，导致法币币值剧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宋子文只能黯然下台，经济政策也由自由一变而为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本应是和平时期刺激经济之所为，战时经济更适合严加控制的经济统制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子文确实犯了错误。但他对此未必不晓，他实行此一政策多少是建立在国内和平之预期上，当内战重起后，此一政策之失败即成必然（注：有关黄金潮问题，请参阅汪朝光的《简论1947年的黄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