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的收支预算已经无法反映真实的收支状况，预算成了数字游戏，每年编制的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意义。根据财政部长俞鸿钧的报告，1946年政府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张嘉璈提供的数字为，1946年收入28770亿元，支出75748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无论哪一说，赤字均高达60%以上（注：《民国财政史》，171页。）。政府财政已完全成为赤字财政，靠印钞票过日子。而且物价上涨倍数已经高出预算增长倍数，1946年高出36%，1947年则高出215%，表明政府的实际开支处于萎缩之中（注：《历年总预算数与物价增长倍数比较》，二档，档号六-2462。）。由于钞票越来越不值钱，即便政府收支也不得不运用实物（如田赋征实）进行。以往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由于币值变动过于频繁而难以计算；填补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1946年，税收在总收入中只占42.3%，非税收入（包括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物资）则占到57.6%。在非税收入已经占据政府收入大半的情况下，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如停售黄金），填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就只剩下印钞票一项，法币信用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防波堤，其崩溃就不可避免了。
    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广大普通百姓生活水准的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幅度之大，是一般工薪阶层难以承受的。虽然实行了以生活指数发放薪金的方法，并按时调整生活指数，但仍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的关系看，1945年9月，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互有高低，但自1947年5月以后，直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在物价指数高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工薪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而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操作（如按低价而不按基准价编制），因此以实物计算的收入仍在下降。另据统计，上海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5年8月为0.68，1947年12月又降至0.49，表明即使按指数计算，生活水平也至少下降50%以上。这种下降在社会各阶层中的表现不一，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公教人员，即各级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和大中学校教师。据统计，昆明的一个大学教授，1945年下半年的月工资为战前的300倍以上，但同期生活费指数上涨6039倍，因此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1/20（注：《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84、168-170、335-337页；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53-54页。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1946年每月工资收入10余万元，但开支需40余万元，其妻每与他争吵，他也感无可奈何。以唐纵这样的高官尚且如此，惶论一般百姓（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615页）。）。所谓公教人员，是维持政府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其对自己服务的政权态度的变化，从而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在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们或者是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但要忍受清贫的折磨；或者是得过且过，甚或贪污腐败，以至政风日下，民怨四起。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吏治败坏，确乎不完全是官僚个人品质的好坏问题，而与经济状况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牵动政治，政治又影响到经济，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对国民党统治的衰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国民党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其整个统治的政治问题。国民党自己也承认：“风气败坏，军纪废弛，行政效能低落，其最大原因，首为军警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之未尽合理”（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36页。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对公教人员生活的影响，国民党决定对公教人员实行实物配给制度，1947年3月先在京沪两地实行，供应量为：每人每月米8斗，盐4斤，糖2斤，油3斤，煤球200斤，布每半年20尺（《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995页）。但这一措施不过施行于部分公教人员，而且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影响。）。
    国民党对于通货膨胀导致民心涣散的严重性并非不知。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通篇所谈内容几完全为经济问题，关键又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但他对解决这一问题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出的方案无非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老套。谁都知道，平衡预算的关键是减少军费，而内战带来的军费支出成了预算的无底洞。宋子文知道军费必须裁减，但又承认这“还需要相当时期，方能成就”（注：《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辑要》，17-18页。）。关键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决定了军费不可能大幅度削减。1947年2月黄金风潮爆发，宋子文被迫下台，他在立法院报告时声称：“政府对于收入极为有限，但为应付各方开支要求起见，不能不仰仗于增加发行。本人深悉此种途径，足以引起可能之严重局势，因此本人和同僚们，日夜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各方面总以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们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责备，几乎只可认为命运所支配。”（注：《行政院长易选》，《东方杂志》第43卷6期；《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53页。）此种表示暗含了他对不能削减开支也即军费，结果导致他下台的抱怨与不满。军费降不下来，赤字问题便解决不了，恶性通货膨胀便难以遏止（注：张嘉璈就任中央银行行长后，曾面见蒋介石，要求银行垫款应有限度，紧急支付命令宜经过审核再付，结果财政部长俞鸿钧首先反对，“谓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指蒋介石-作者注）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张嘉璈深感无奈（《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828页）。）。如时论所言，从“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今天中国的经济财政病症，任何专家设计，任何医生开药方，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注：严仁赓：《检讨黄金政策》，《世纪评论》第8期；《由上海市场看国家需要》，《大公报》（上海）1947年2月6日。）。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此之谓也。
    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由于上述各种主客观因素而无法正常进行。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反在抗战损失基础上又加一重损失，使经济体系更为残破，最终导致整个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内战重起，使经济发展根本无法得到一个稳定环境的支持。在近代中国长期战乱的特定条件下，稳定的环境较之于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没有把握国内人民望治心切的历史契机，没能以求实的态度实现国内和平。结果，内战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且是上述经济恢复与重建中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国民党，只能以失败为自己在大陆的统治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