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医病纠纷的发生与解决
    在我国古代，能否凭脉断人生死往往是判别医家水准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名医为人治病，对于病者能否康愈，在诊断后心中即会有一比较明了的认识。如病入膏肓，则往往会言称不治，飘然而去。这在现在看来，显然未尽医家职责，但在当时却无可厚非。其实，对于名医来说，即使有的病者被治坏或治死，恐怕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够知晓。何况名医有着相当的声誉与威望，普通百姓能否延请得到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设想要他们去质疑医家的治疗效果了。对此，清代医家张志聪说的最为直白，“病家延请惟艰，幸而至之，焉敢论其是非。即服药有误，反归于死者之命。”(26)因此，名医与病家间发生医疗纠纷，在古代应不多见。相对而言，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往往多发生在时人所谓的“时医”、“福医”和“庸医”身上。(27)因为，这些人大多并不钻研医学技能，只靠记取简单的汤头歌诀便悍然为人治病。因偶然机运暴得大名，毕竟能力有限难免有捉襟见肘的时候。此外，与声势显赫、医技娴熟的名医相比，一名刚刚挂牌、籍籍无名的医家，也很容易招致病人的不信任，进而引发纠纷。从现有资料来看，医病间龃龉的发生，大多又与医家诊疗后的“即时疗效”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文集与医籍，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在明末清初小说《壶中天》中，在名医龚西园尚未发迹之时便曾有过被病家登门“问罪”的经历。纠纷起因于病人服药后反应非常明显，“原是虎一样的人”，“到今朝看时，遍身浮肿”。而龚西园刚刚开业，还未累积任何声誉和名望，不免引发了病家的猜疑。(28)尽管龚西园坚信用药并无过错，但面对病家的不满与指责，也是百口莫辩。
    清乾隆年间的小说《绿野仙踪》中亦有相类故事。当黎氏痢疾复发之后，其女如玉将此前曾给黎氏探病的方医士请来再次施诊。哪知黎氏之病日甚一日，大可堪虞。见此情景，方姓医士不敢再用药，“推说家有要紧事，借此去了”。眼见黎氏病体越发沉重，如玉的表兄飞鹏遂邀来好友名医于象蕃。当于象蕃诊过黎氏的病症后，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此病若在别家，弟即立即告退，断不肯代先治者分责。然弟于令表兄系骨肉之交……安可坐视不救？今弟拟一陈方，此药服下，若饮食少进，弟尚可以次序调理；若投之不应，设有变端，弟以不肯认罪”(29)。方姓医士的借机离去与于象蕃的诊前表白，其实都与病人病已入危，如若妄投药剂，一旦引发变故，恐有担负责任之虞有关。
    在小说《壶中天》中，病家对疗效不满采取的是到医者家中“问罪”的方式，这种情形在明清时期是比较普遍的。在清人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中，居心贪谲的疡医艾回子因将一马姓病人治死，便遭到了病人家属群集家门，百般嘲辱。“马义斋死了，他全家大小穿着孝，一日三遍往他(艾回子)铺子门口烧纸哭叫，作贱了个臭死。”(30)更有甚者，病人家属还会抬着尸身前往医者家中理论。为此清政府专门颁布条文明令禁止，“若人命不先告官而乘机纠众扛尸上门、抢财伤人者，抵偿之外，亦须引例问断。”(31)病家与医者之间纠纷的解决，还表现为经济赔偿或物质补偿。比如冯梦龙《笑府》中的医家因治死了小孩而为其殡殓、因治坏了人而为病家“牵麦”，等等。(32)此外，为了平息病家的怒气，医家甚至不惜将女儿嫁到病家以解决纠纷。(33)类似资料虽部分出于小说家之笔、幽默家之口，但从类似故事的大量涌现来看，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社会现实的。
    当然，毕竟人命关天，一旦医家将病者治死并被病家抓到把柄，那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不过，为保住声誉，部分医家在官府正式介入或裁断前，就以金钱赔偿的形式同病家私下解决。在陆以湉的《冷庐医话》中便有着这样的两个例子。
    “杭州某医治热病，用犀角七分，误书七钱，服药后胸痛气促而殒。病家将控之官，重贿乃已。”
    “吾邑陈庄李氏子，夏月霍乱，延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适药肆人少，而购药者众，有新作伙者，误以附子与之。服药后腹即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咎于医，医谓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药肆于官，馈以金乃已。”(34)
    在《医界镜》中也有着类似的记载。当贝仲英时运俱去之时，一时大意将钱塘县一老举人的女儿治死。老举人虽满腹愤恨但并不露声色，以请仲英复诊为名将其骗至家中。待仲英明白事情的底里后，为保持名誉，只得乖乖赔偿老举人一笔银两了事。(35)
    以上三个案例都在官府正式裁断前就已得到解决，可见官府在类似事件上所具备的“威慑”力量。不过，如若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时，却发现关乎医讼的案件并不多见。同时，与其他案件相比，官府在处理医讼案上，往往会表现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
    关于医疗伤害的法律条文，可上溯至唐代的《唐律疏议》。此后，宋、元、明三代虽有所增删，但在总体上并无多少改变。清代的《大清律例》集古代法律、法规之大成，对此有着详尽的规定。(36)其中规定“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依律收赎，给付其家)，不许行医。如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增轻作重乘危以)取财物者，计贼，以盗窃论。因而致死，及因事(私有所谋害)故用(反症之药)杀人者，斩(监候)”。(37)另《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二十五则载有：“庸医杀人必其病本不致死，而死由误治显明确凿者，方可坐罪。如攻下之误而死，无虚脱之行；滋补之误而死，无胀懑之迹，不使归咎于医者；其病先经他医，断以不治，嗣被他医误治而死，行迹确凿，虽禁行医不治其罪，以其病属必死也。”(38)晚清修律，在关乎医事活动的条文上，只是新添了限制医家行医资格的规定：“凡未经官署许可之医者，处以五百元以下之罚金。”(39)
    综合上述条文来看，如若病家委实认为医家有误就要拿出真凭实据，以证明死者“本不致死”。而一旦先前有医家对死者之病情进行过诊察，并下过“不治”的断语，嗣后即使是被他医误治而死，也不过是取消行医资格而已。在更多的时候，即使医家因误治获罪，也不过是收赎，罚银十二两四钱三分。只有当医家见财起意蓄意谋害人时，才会依据程度之不同以盗贼论处，或以杀人问斩。
    上述《冷庐医话》中所记载的两则未经官府裁断，病家即获得赔偿的案例，明显与病家手中握有确凿证据有关。不然，那就很难说了。即若无确凿证据，官府在相关案件的裁断上，也就很难追究医者的责任。作为控诉方的病家，一般也就不会占有多大的优势了。
    对此，李渔《资政新书》中的一则案例最具代表性。据载，有一个名叫万六的医生，为顾大的表侄陈性寿医治牙痈。陈性寿在医治的过程中，不幸身死。顾大对表侄之死颇为愤怒，乃“停尸医所”，医病双方“互相诟诋”，最后将官司打到了县衙。在对此案进行裁断时，官府认为即使医术高超有如扁鹊，也只能救治命不当绝之人。万六并非有扁鹊之才，又不能断人生死于先。况且，陈性寿之病已病近骨髓，“虽司命无如之何”。所以，以“以起死肉骨者”责求万六，显系愚妄之举。因此，官府判处顾大以杖刑。(40)《资政新书》作为官僚断案的“参考书”在明清之际广为传播，其影响尤为深远。万六一案的处理方式，被李渔编入此书中用以作为处理类似案件的范本，官府在处理医讼案件时的基本态度已昭昭可见了。
    从现有档案资料来看，对医家处罚最重的是一例庸医诊毙三命的案件。嘉庆十年，有一名叫丁二娃的人，因用药有误，先后毒杀张成见等三人。云南巡抚在处理此案时，审实丁二娃“并无故害之情”，乃依律以“过失杀人”论处。但因丁误杀三人，情节严重，断以“除追赎银三分外，再加枷号三个月，杖一百，以示惩儆”的责罚。(41)由此可见，即使丁二娃误杀三命，官府对医家的惩处也不过如此。不过，需加以注意的是，如若案犯借重邪术行医骗取钱财甚或治毙人命，则往往会受到重惩。雍正三年颁布的“禁止师巫邪术例”，“凡端公道士，作为异端法术，医人致死者，照斗杀律治罪”往往被用来作为断案的依据。道光八年，韩重为孙举妮医病，“妄照不经旧方，画符念咒”，并为病者针刺。因孙举妮身体羸弱，遂让其妻孙李氏代为受刺，不料孙李氏被刺伤后身死。韩重被“比照端公道士作为异端法术，医人致死，照斗杀律，拟绞监候。”(42)显然，这与官府处理纯粹的医疗讼案态度已截然不同。
    在明清这样一个医病关系紧张但又缺乏强有力的裁判机构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极端的事例发生。即部分病家出于极度愤怒或悲伤一时失去理智，从而采取极端的形式报复医家，最突出的就是殴医乃至杀医。万历年间，徽州人吴汝拙因父被医家治毙，悲愤难抑，遂袖揣一把匕首欲杀死医者为父报仇，医者事先得知消息方得幸免。(43)再如，清人陆以湉曾记载杭州某李姓医为一农夫治“脚痈”，不小心“伤其大筋，遂成废人”。农家大怒，“殴李几毙。”(44)不难揣想，类似行径在明清社会当亦非个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