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明清时期，伴随着医病关系的紧张，病家对医者的不信任日益强烈。病家在诊疗过程中利用场所之便多方试医、频繁换医，在医病双方的互动中往往握有主动权。对此，医家不得不谨慎因应。相较来看，多数医家往往顺应病家心意以求免责；但对于以治病救人为职志的医家来说，如何在意见分歧时，既顾及病家态度又实现自己的诊疗目的显然并非易事。这一时期的医病纠纷多发生在开业医或庸医身上，往往由诊疗后即出现变故引起。为平息病家的愤怒或保存医家的名誉，多数纠纷在民间以医者被侮辱或以经济赔偿的形式得以解决。少数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官府表现出的往往是息事宁人的态度。直到晚清，时人在论及庸医杀人时还常常慨叹“杀人者抵死，独任此辈逋”。(55)这种状况直到民国初期积极推行医事改革后才发生明显变化。(5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因假借符咒行医而起的案件中，官府却呈现出一幅严厉的面孔。可见，在传统社会，官府所看重的是统治秩序的稳固与社会基础的安定，而病家个人的生命权利与身体健康则是被不同程度的忽视的。
    明清社会医病纠纷的“沉寂”与许多因素密不可分。在一个命运天定的时代，人们对疾病往往存有某种神秘、畏疑的态度，这便为“医病不医命”观念的流行提供了温床。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载体，即使发生案例也不易为人所知，也就形成不了一种公共的话语空间与舆论压力。更何况，中国传统封闭的乡土空间与熟人社会，很大程度上使很多事件在小范围内即得以消解。因此，医病纠纷在当时也就很难引起社会的注目。不过，明清时期庸医的广泛存在，也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业医人员需进行管理与规训，已逐渐成为时人的共识。
    总之，尽管医讼在明清社会并不多见，但医病关系却已十分紧张。作为传统因素，这种医病关系的诸多特征将一直延续至近代。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医讼的形成起着消解作用的种种传统因子亦将一一发生改变，最终为民国时期医讼案件的凸显带来深刻的影响。
    ［本文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社会生态-环境史”圆桌会议(2008年7月)提交论文，宣读后承蒙余新忠教授多方指教，特致谢忱。论文完成后，复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祝平一研究员惠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一文的待刊稿(后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颇受教益，在此一并谢过。］
    注释：
    ①参见Christohper Cullen:"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Evidence from the Jin Pingmei",(History of Science(31),1993:99-15)、Che-Chia Chang:"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1874-1908),"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8)、祝平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蒋竹山：《晚明祁佳彪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医病关系为中心的探讨》(载《都市文化研究》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1-212页)、雷祥麟：《负责任的医学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载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502页)。
    ②进入民国时期，特别是1930年代，医讼案开始大量涌现，时人每以“医病纠纷，极于今日”称述之。对此，张大庆在其近作《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中辟有专章讨论。参见氏著《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第七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229页。
    ③沈一贯：《序》，徐春甫著《古今医统》，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④相关研究参见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载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10页)、拙稿：《明清时期医德问题的社会史考察-以16-18世纪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3期)，等等。
    ⑤钱泳：《履园丛话》卷21，《笔记小说大观》第2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159页。
    ⑥关于时人对医家进行嘲讽与鞭挞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拙稿：《明清时期医德问题的社会史考察-以16-18世纪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3期。
    ⑦萧京：《轩岐救正论》卷6，中医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1-544页。
    ⑧裴一中：《裴子言医》，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⑨譬如晚清医家徐延祚在《医粹精言》开篇便言病家“若不知择医，任医所措，以致轻者变重，重者立危”，因此他编辑是书，希望“病者得是书与医者周旋，一问答间，便知其贤否？而去取不误”。参见氏著：《医粹精言》卷1，《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第804页。
    ⑩陆以湉：《冷庐医话考注》，朱伟常考注，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1)孙一奎：《孙文垣医案》卷2，载伊广谦、李占永主编《明清十八家名医医案》，第86页。
    (12)魏之琇编《续名医类案》卷5，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