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医者的规避责任
    即使在科学日趋昌明的当下，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医家在诊疗过程中仍不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百分之百的治愈率仍然不能实现。在医疗技艺有限的传统社会，医家的治愈率更不待言。几乎成了神医代名词的医家扁鹊，面对病家誉美其有起死回生之能时，仍不免自谦“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西汉名医淳于意，在上奏汉文帝关于自己“诊病决生死，能全无失乎”的条陈时，仍有“时时失之”之慨。(13)名医尚且如此，一般医家也便可想而知。不过，有限的治愈率并未给这些医家的继续施诊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当时医家对此似也并无多少顾忌。其原由便在于彼时相对融洽的医病关系，用沈一贯的话说“病者之听夫医，犹听神明”。然而，时至明清，面对上述的那样一种复杂而敏感的医病关系，特别是在病家掌控主动权随时能够换掉医家的前提下，(14)无论是一般医者还是显赫一方的名医，显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谨慎因应。
    为了获取病家的信任，同时也为了在危机时刻摆脱责任，大多数医家在诊疗过程中往往投病家之所好，极力迎合病家的心意。例如，乾隆年间，江南地区药补之风盛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小民，一旦罹有疾患，往往闻“用参附则喜，用攻剂则惧”，乃至到“虽服参附而死，则委之于命”的地步。在这种盲目“尚补”的风习中，无论是何疾病，医家都要以一定的参附入药才能令病家满意。不然“用而不遵，在父为不慈，在子为不孝，在夫妇昆弟为忍心害理，并有亲戚朋友责罚痛骂”。如此一来，“医者全无一念，轻将人参立方”，“即使明知无益，姑以此塞责。”(15)
    相对于一般医者的模糊施治，敷衍塞责来说，对于有着一定的道德操守，以治病救人为职志，以拯危济困为使命的名医来说，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身为一名名医，徐大椿敏锐地感觉到身处其间的困境。他指出，名医声价甚高，敦请不易。病家轻小之疾，一般不会轻易造访。一旦延请，则“其病必迁延日久，屡易医家，广试药石，一误再误，病情数变，已成坏症。”而名医也无回天之术，但由于负有盛名，往往被病家所望甚厚。如若病症断然必死，明示以不治之故，然后飘然而去，“犹可免责”；如果病者尚有生机一线，医家“若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若用重剂背水一战，万一不效，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因此，他提出“名医不可为”。(16)
    基于同样心理，部分医家提醒同道应通权达变，善于自保。明代名医张景岳鉴于“人事之变莫可名状”，呼吁医家要“见机自保”。即使临诊时成竹在胸，“也须明哲毋招怨”。特别是“于缙绅之间，尤当加意”，“盖恐其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何从辩哉？”(17)清代医家俞廷举同样提示同道宜心存定见，知道进退，“凡医唯深信我者，方可任其责，否则朝陈暮李，早更夕改，彼既信我不专，我即引以自退，恐他人败事，咎归于我，悔之晚矣。”(18)为了避免招怨，多数名医明哲保身，久而久之，遂催生出了一种“时弊”，即“凡遇疾病危险，诸医会集，其中学术平常者，不过轻描淡写而已。识见高明者，若欲另立意见，惟恐招人嫉妒。万一不效，又虑损名，瞻前顾后，亦是大同小异了事。”(19)当然，也有时人呼吁医家不要顾及太多，以免形格势禁。如上文所言裴一中，在指责当世医者“皆重惜名誉”，从而多对病者投以“轻平之剂”以邀功避罪后，便主张“真心救世”的医家，“必慨然以死生为自任，当寒则寒，当热即热，当补即补，当攻即攻，不可逡巡畏缩而用不寒不热不补不攻，如谚云‘不治病不损命之药’。”(20)
    然而，揆诸明清之世，能有此担当的医家并不多。即使医家对深危之疾稳操胜券，下定决心予以医治，也需有很大魄力。比如，陆以湉曾言其里某乡农患病喘十余日，服药不效，乃登门求诊于张云寰。适张氏外出，其子铁葫亦通医理，且胆识过人，遂令乡农服小青龙汤。乡农面有难色，铁葫乃曰“服此药二剂，仍不得卧者，余甘任其咎。”乡农去，“家人讶其失言”。铁葫则胸有成竹，解释说：“彼喘而延至十余日不死，非实症不能，又何疑焉？”果然，数日后，“乡农复来，则病果廖矣。”(21)再如，清代医家王孟英，为张德祥之孙治腿疾。时群医毕集，但在是否用刀割治上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或决之立毙，或决之成废”。只有王孟英一人力主割治，但惑于群医之言，病家“一家数十口犹执不可”。王孟英只得指誓发愿，“若决之而毙，吾偿其命可也。众皆咂舌不敢言，遂决之。”结果，病人“三日后吃饭，四十日收功。”(22)
    与张铁葫、王孟英相比，部分医家虽成竹在胸，但因其在诊治过程中我行我素，并无顺从病家心意，即使治愈病人也并不会赢得病家的赞许。在明末清初医家喻昌的《寓意草》中，即载有很多的案例。如某病患患膈气，二十余日不曾进食。经诊，病人“尺脉已绝”，二便“自病起至今，从未一通。”同邑中有善决生死之医，推定病人必无生理。然而喻昌认为，病人病势虽然沉重，但尚不至死，决意缓缓施治。诊之月余，病人全无大便。病家心急，多次催促喻昌为之通便。喻昌并不以为然，仍然按照己意施诊。结果病人全家“咸以余为不情……但未至发声相詈耳。”后来病人康愈，但病家并不感谢喻昌，反而私下窃议“一便且不能通，曷贵于医耶？”对此，喻昌不得不慨叹，“余之投诚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谤也。岂有他哉，惟余得谤，当世之所谓医者，然后乃得名耳。”(23)其义愤、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医家对治愈病人之疾并没有把握，仍然去努力救治，那结局会如何呢？清代名医吴瑭便是一个例子。据载，吴氏临症，“虽遇危疾，不避嫌怨”。(24)每当有被医家贻误或治坏的病人送去求诊时，吴氏多不肯辞，仍要多方救治，不过病人“往往一药而毙”。吴氏也便由此落得了个“颇有杀人之名”的坏名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