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长期处于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孤立封闭之中，自古就形成了中国为世界中心和“华夏第一”的民族中心论的传统观念，以为中国不仅在地理上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且由于四大发明的巨大成就，也认为中国在一切文化方面也是世界中心。这种传统观念和民族心态在统治者和士大夫之中世代相传，而且是根深蒂固，乃至当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时代时，清王朝仍然无视这种近代工业文明和世界历史新潮流，还以“天朝上国”自居，唯我独尊，夜郎自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当时清王朝仍然抱着“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不放。
    清王朝在这种观念和心态下，对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禁止一切反清言论，镇压一切反清人士，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禁锢一切革新思想，迫害一切革新人士。结果思想界和学术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对外则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蔑视外国为“蛮夷之邦”，“化外蠢愚”。对于西方近代科技成就视为“奇技淫巧”、“旁门邪道”，充分暴露了他们无知的愚昧和狂妄。他们对外实行海禁和闭关自守政策。所以马克思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页。）但那时只是出于地理上和种族上的原因，而到了清代，则将“仇恨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究其原因，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第四，长期处于分散性、封闭性、停滞落后状态。
    马克思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及思想观念之后，指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在中国也是如此，似乎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长久地总是保持着平衡状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经济分析。
    马克思认为，近代中国村社性的自给自足性质的经济基础，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革命性作用，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因为不仅农民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小单位，而且一个村社也如此。他们“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当做商品来生产的。因此生产本身与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变成商品的只是剩余的产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国家手中才变成商品。”（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页。）甚至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因为“在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范围内，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是绝对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中国“地大物博”，可以在闭关自守中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自给自足的简单生产，并生存下来，所以马克思说“因为农民家庭在这种形式之下，由于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以及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差不多有完全自给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因此，近代中国虽然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集市贸易，但产品和商品主要是为本地区所吸收和消费，未能形成跨地区的大市场和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以及海外市场。
    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必然导致社会的分散性、封闭性、停滞落后性。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既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45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分散性。因为，无论是土地主要占有者的地主，还是自耕农和租佃农，直接生产者的农民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马克思说，这些农户和村社“散居于全国各地……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它们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自给自足的小单位。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仍然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约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而且，这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封闭性农业型经济，“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这种封闭性不仅表现为国内散居在全国各个很小地点的彼此缺乏联系的农户和村社，而且表现为与国外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马克思在评述“印度、中国都存在过”的亚洲村社时指出，这种村社“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现象……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2页。）这些自给自足的小单位如果偶而遭到破坏，他们便以“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恢复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
    马克思指出，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形式最容易成为社会停滞状况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能动”。如果偶然遭到破坏，它“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所以亚洲各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都没有变化”（注：《马恩列斯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页。）。这种社会的停滞落后性在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曾创造了古老的农业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进入近代时期却仍然沿袭着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一家一户、年复一年的从事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简单重复的生产。马克思说，“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注：《马恩全集》第1卷第693页。）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头脑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内，成为因循守旧和传统规则的奴隶，没有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没有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也不关心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的变化。马克思指出，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页。）对于旧中国停滞落后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有类似的评述，“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况，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运动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61页。）中国的梁漱溟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的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来未曾大变过。我常说它是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之变，因此论百年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正中书局1963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