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从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到1927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展开争论，他们都曾努力地探索和判断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马克思就此也曾作过不懈的探索，提出过精辟的见解。
    要判断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性质，必须先要确立划分社会历史性质的标准。马克思认为，这个历史标准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注：《马恩全集》第8卷第487页。）为什么以此为历史标准呢？因为某一种生产方式表现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不同性质决定了“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0页。）。但马克思在肯定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因素的同时，又指出它不是“唯一决定的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的并且在许多场合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也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恩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88页，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
    马克思正是根据他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唯物史观，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马克思分析了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以此为广阔而牢固基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认定近代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既不是西方式的封建社会，也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它与“最现代的社会”相对的“半野蛮人”的“陈腐世界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页。），它正在由一个“野蛮人”的“野蛮政府”、“野蛮制度”，变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的社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野蛮”，如同他们在其他处讲的“野蛮”一样，是指资本主义以前的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古老社会。但马克思不认为东方国家已实现了封建化过程。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批评柯瓦列夫斯基将东、西方社会作机械类比时，阐明了他的依据是：东方国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存在着农奴；也不像西方国家的贵族性的对土地的独占性；也没有西欧封建主那样享有世袭司法权和领主审判权，东方国家的司法权主要属于公社和国家。马克思正是从以上依据出发不承认印度的封建化的，他称印度社会为“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的性质。这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不称近代中国为封建社会而用“野蛮”、“半野蛮”代称。马克思否认东方社会完成封建化是同西方社会封建化作比较得出的，这当然是一个误解，但马克思强调东方和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是很明确的。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文明制度”，无疑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近代中国是“半文明制度”，是因为中国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仍是社会的广阔基础，从中央到地方的家长制权力统治仍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近代中国仍然处于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但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旧的经济、政治结构开始被打破，并“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论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种转变的呢？马克思指出，引起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鸦片战争及其造成的后果。
    在经济上，由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英美等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这些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由于机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以前的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制造或工业制度到处遭到破坏。那些一向或多或少落后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向以手工工场为工业基础的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使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陷于灭亡的绝境……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后，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页。）尤其是鸦片的输入，“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造成了新旧税捐的增加，使“小民其何以堪？”而且影响着中国的财政和工业结构。“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在政治上，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不仅迫使中国“付给英国的赔款”，开五口通商，鸦片贸易“致使天朝帝国银源有枯竭的危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使中国更加虚弱，而且与鸦片有关的贪污行为，也在“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页。）尤其是鸦片战争使“清王朝的声望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又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世界接触……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这种解体不仅表现在自给自足的结构的解体，而且表现为政治结构的解体。所以马克思说，“所有这些破坏的因素，都同时影响着中国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中国资本主义早在明代就已在封建社会中孕育和萌芽。但由于土地所有制和自然经济的结构以及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资本主义发展极为缓慢和艰难，并未能发展到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手工工场阶段。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又无力打破它。因而，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侵入，才靠这个“外力”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说：“大工业才用机器……才彻底把可怜的多数农民剥夺，才完成农业与农村家庭工业的分离，把农村家庭工业的根底--纺纱业和织布业--根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46～947页。）中国社会旧的经济结构靠“外力”打破，这又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重要特点之一。随着鸦片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马克思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这种解体过程，正是中国从“野蛮人”的“野蛮政府”向“半野蛮人”“半文明制度”转变的过程。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解体，马克思用“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作比喻来说明它的不可避免性。而促成这种解体的直接推动力，马克思指出就是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灭绝战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马克思还断言，面对人民的普遍起义的强大革命，腐朽的清帝国尽管还在“作垂死的挣扎”，但终究“要在这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那么，天朝帝国死去了，中国可能将会是怎样的前途呢？马克思运用他的“历史环境”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作了资本主义前途的预测。他指出：“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恩全集》第7卷第265页。）。自由、平等、博爱是当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可见，“中华共和国”是指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作出这种预测的依据是什么呢？便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历史环境。
    从国外环境看，当时正值世界历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1848年欧洲革命为西欧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19世纪50～60年代，通过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和民族统一运动，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国家广泛地确立，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因此，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当时世界历史的潮流和总趋势。马克思正是以此为国际背景预测中国发展前途的。
    从国内环境看，当时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下，发生了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对这两个危机，马克思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注：《马恩全集》第7卷第264页。）又说天朝帝国“一切都烂透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注：《马恩全集》第2卷第634页。），于是改革派要求变法自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连绵十年的起义已汇合成为强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并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近代化的方案。
    马克思正是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这种国内外历史环境，预测中国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因为马克思撰写关于中国的论文时，他只能敏锐地看到中国的封建制度危机和民族危机而作出半野蛮半文明社会的论断，当时社会实践没有提供后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成的材料，更无法预测后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曲折。因此，马克思只能依据他写中国论文时的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历史环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去作出判断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