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日益激烈，东三省成为它们觊觎的特点。1907年8月，日本以中朝边界问题为由挑起武力入侵与外交照会双管齐下的“间岛”之争。
    “间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中朝边界自明朝以来一直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光绪前，两国一直未生异议。道光、咸丰年间，朝鲜边民开始越过图们江从事耕垦。1870年，朝鲜北部钟城等地发生灾荒，大批饥民为了生存不惜冒犯清朝的封禁政策，渡江垦荒谋生，清政府迫于形势设立垦局，招中朝人民开荒垦种。后韩王恳请刷还流民，经略史鱼允中为免遭刷还，遂混指豆满图们为两江，以封堆和既移之穆碑为分界（注：封堆是清政府实行封禁政策时在长白山地区设立的一种标志，堆以土石为之，与界务无涉，朝鲜官员为制造界务纠纷，把封堆视为分界标识。穆碑是乌啦总管穆克登在长白山地区查边时设立的碑铭，碑文记载了查边的情况，指明中朝边界的走向，并非定界碑，此碑后被盗垦韩民移动。），提出界务问题。1885年，双方会同勘明了图们江源，即南源西豆水、正源红丹水、北源石乙水，但未能解决界务纠纷。1877年，双方再次会勘边界，中方为从速解决界务问题，以免久悬，改变前次勘界力主红丹水为江界的主张，退而以石乙水为江源，而朝方则坚持以北汇于石乙水的红土水为图们江之源，中朝有关江源边界走向的界务纠纷遂成为遗留问题。
    而“间岛”一词是1903年朝鲜官员李范允行文清政府光霁峪越垦局时提出的，系指光霁峪前图们江中泥沙淤成的滩地。在1904年中朝边吏会订的《边界善后章程》中曾明确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前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注：章元沅主编：《吴禄贞集》，19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表明“间岛”主权属于中国。日本吞并朝鲜后，为图谋我延边地区，阴谋策划了所谓“间岛”问题，对“间岛”的内涵和指称范围恶意歪曲，以致“间岛”一词最后面目全非，在日本侵略者的笔下，它变成了包括延边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介于松花江南图们江北的“独立国”。这种演变反映了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国际格局的剧变和清政府国际地位的急剧衰落。
    “间岛”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重大举措，此事加剧了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险恶的外交环境中，清政府以积极抗争的姿态力争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一方面在延吉地区组织了有理有节的抵制，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朝应以图们江为国界，全面推翻了日本的各种谎言和谬论。后来，日本调整外交策略，把“间岛”混入东三省的新法铁路、大石桥支路、京奉铁路、抚顺烟台煤矿、安奉线等铁路、矿山的外交“悬案”中，以“间岛”主权归属为筹码，向清政府发起一场外交总体战，迫使清政府在东三省五案交涉上作出让步，攫取了大量路矿利权。1909年9月，中日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和《东三省五案交涉条款》，清政府虽然确立了延吉地区的主权，但为此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间岛”交涉是一场有关领土主权的严重外交事件，它必然引起当地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势必要通过各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要求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以伸国权。
    一、吉林绅民对“间岛”问题的关注
    “间岛”问题发生以后，引起了东北地区人民的普遍关注，吉林人民因切肤之痛，更是忧心如焚。
    1908年1月，吉林省地方自治会辑成《中朝国界历史志》，并绘就中朝国界地图一轴，呈送清外务部，供交涉参考。《中朝国界历史志》及中朝国界地图是该会会员文元撰写绘制的，全文共分三节，绪言中叙述了清政府对延边地区的治理沿革，说明了中朝两国因韩民越垦而两次勘界的经过，指出中朝应以图们江为两国国界；条目中择要撮录山脉水源，介绍了图们江源、大秫垛岭、三汲泡、红丹水、石乙水、半截江、西豆水、海兰河、黄花松沟子水等地的地理概况；结论中认为图们江巨流为中朝天然界限，日本以黄花松沟子水为海兰河，以海兰河为图们江正源，以海兰河南一带为“间岛”，是以强硬手段推行殖民政策。吉林地方自治会在呈文中说：“自五、六月间横生间岛问题，凡我朝野上下莫不欲搜罗证据以为力争张本。……尚引为铁证，据此力争，以期保全国土而慰黎庶殷望，大局幸甚”（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97～1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要求清政府援引该文所列证据及光绪十一、十三年的两次会勘成案，与日本力争间岛主权。
    同一时期，《东三省日报》上登载了一篇题为《论间岛确系中国之领土》的文章，该文很快为《东方杂志》转载。论者严正声明“间岛为我吉林省延吉厅隶属之地”，指出“日人强以间岛名之混为韩土，此固政府所必争，抑亦吾国民所必争也”，论者担心“此而不争，争而苟不胜，大错铸成，全局瓦解，则后此中国全部皆可作今日之间岛观也”。论者认为“夫国家领有某河山某土地，必有其经营缔构之历史焉。故而此国与彼国有国际交涉，其于历史上有证据者，无不就历史以为解决。此立国之公理，亦文明法律之公例”。由此，论者从历史、国界、经济三方面详细论证间岛确系中国领土。回顾中日交涉的历史，论者愤于日本“一欺于琉球，再欺于台湾，三欺于朝鲜”，今日“彼将视我中土皆间岛例也”，呼吁“吾政府吾国民，誊彼东方，请各戮力”。论者最后满腔悲愤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府虚与委蛇的侵略举动，一方面谓“间岛”可以为中国领土，一方面开矿、架线、驻兵如故，此举“恐喝主义乎，强夺主义乎，要挟主义乎，有如此之文明国际法乎”（注：《论间岛确系中国之领土》，载《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五期。）。此文作者对延吉地区怀有特殊的乡土感情，对官方外交表示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展示了延吉民众饱满的爱国热情，表达了保卫家园抵御侵略的正义要求。
    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消息传出后，吉林绅民对杂居听审及许筑吉会路等款均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吉林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在全国救亡图存、反帝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掀起了保卫权利的斗争。1908年9月6日，吉林省商民致电外务部，斥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电文中说：“闻延吉交涉已解决，许日人接展吉林至会宁路权，许开五埠，许裁判会审，许天宝山矿。阖省传闻，人心惶惶，以为政府明弃我吉林矣。吉林系根本重地，大错一铸，后患何堪设想。”接着陈述了其中利害，“夫路权所及，即兵力所及”，“吉林近日犹得偷安者，徒以东南一面，目下犹未得手。今许吉会，直是四面包抄。全省归其束缚”。同时，日本扩大侵略及其势力深入，必将使其他帝国主义接踵效尤，“年来俄人于珲春界外朝夕练兵，其意何居，概可想见。今见日占优势，有不乘间要求者乎”，“英美各国，近日甚注意东省，亦必援引利益均沾之说，纷纷要索，是我不啻以此约投饵无数虎狼之口而引之也。”吉省绅民坚决表示“誓死不能承认”该项条约，要求外务部“乘尚未签押之际，取消此议，俾挽将亡之吉省，借拯垂亡之民命”（注：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21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
    这些举动表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东北的加剧和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希望投资路矿、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官僚，为投资谋利，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急剧地增长，人民群众的主权意识迅速觉醒，反帝爱国热情日益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