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间岛”交涉看国民外交的兴起
    国民外交是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指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从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对外关系的趋向。国民外交是近代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方面，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与君主专制下的宫廷外交和官僚外交是截然对立的。20世纪前，民众在现实的中外关系面前并非无所作为，他们身受列强的压迫，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从而影响清朝专制政体下的中外关系。然而，民众影响中外关系的方式是一种基于封建愚昧主义的民间对外方式。如在组织形态上，主要依靠会社、团练、会党、教门等，以传统的忠义伦理和封建迷信作为维系的纽带；在斗争方式上，基本上是破坏列强在华的各种设施建筑，对洋人实施暴力攻击；在价值取向上，是笼统地排外；在参与斗争的成员组织上，主要是封建社会结构内部的各阶层，以地主士绅和农民为主。同一时期，也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探讨治夷之策，认识到必须适应近代的开放格局，允许人民参政议政。到戊戌维新运动时，康有为等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为国民外交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注：参见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间岛”交涉显示了国民外交的兴起，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介入政府的外交活动。这种参与是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吉林地方自治会及地方商会无疑发挥了组织作用，代表着当地绅民及工商业者的利益，向清政府发出了力争间岛主权的要求。他们认识到间岛地区不仅是清朝的首定之区，而且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路矿利权的角度考虑外交问题的。这表明爱国意识已取代传统的忠君意识，反对外国侵略，不是为了向君主尽忠，而是国民捍卫自身权利所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他们的斗争方式已摆脱盲目排外的影响，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界务纠纷的现实，从史地研究出发，批驳其谎言，详尽论证中朝边界，要求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在“间岛”交涉前后，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东方杂志》、《申报》及时报道了有关延吉的边务、金融、外交等情况，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外交事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东方杂志》转载了《东三省日报》上的《论间岛确系中国领土》一文，后又陆续登载《韩人归化》、《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叙言》、《间岛新调查》等文。多年以后，该刊还刊发了《间岛交涉之源委》、《间岛交涉之旧历史》、《图们江界碑之历史》，使人们明了中日之间这场严重交涉的历史渊源。《申报》除对“间岛”事件作及时报道外，还发表了不少时论文章，分析列强之间外交关系的变动对东方局势的影响，批评清政府外交活动中的失策，要求清政府采纳民意，显示出以国民为主体的外交意识。这些时论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1.揭露列强狼狈为奸共谋中国。日美“君子协定”（注：指1908年11月美日签订的《罗脱--高平协定》）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前提的，时论指出：“今日美协约既成，则美人已得日人之允许而可分润其利益，日人亦不忧美之排击而可永保其利益，而惟我中国者，向不过忧东邻之侵侮，欲结他国以自卫，今反至受西方之协谋，而以一身当要冲。”（注：《申报》，1908年12月16日），这一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它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向外扩张的侵略本性，为了其殖民利益总是牺牲弱小民族和国家。
    2.批评清政府外交上“专守秘密主义”。时论惊呼“政府以秘密主义误吾国误吾民，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日而不欲结合团体抵制外界则已，今日欲结合团体抵制外界，则必政府与国民相见以心，一洗向来上下相蒙内外相隔之弊，以四万万人之知识为知识，以四万万人之能力为能力，则于救亡之道庶有豸平”，希望“朝廷开诚布公宣堙泄郁，令国民知某事，是某事，非某事，利某事害，团结实力以为盾护，发摭清议以为箴规”（注：《申报》，1909年6月12日。），这实质上是国民要求参与政府外交活动的强烈呼声。
    3.要求发展实业以足国用、裕民力。有的论者指出东三省实业落后是利权外泄的原因之一，金融、商业、林业、农业、交通业方面的落后现状与潜在利益，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贪欲。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振兴实业，“凡事我必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人无可以败我之道”（注：《申报》，1909年5月16日。），“挽救之道无他，亦惟有振兴事业而已”（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
    4.要求激扬民气以为对外交涉之后盾。有的论者论述了教育与民智的关系，“国以民为本，民气盛则国强而存，民气馁则国弱而亡”，“欲民气之盛非使其有合群爱国之心志不可，欲其有合群爱国之心志，又非使其富知识蓄道德不可，则普及教育诚当务之急”（注：《申报》，1909年2月12日。）。另有论者不满于国民志气卑靡，慎重指出“国运之隆污，国势之强弱，恒视国民之志气为转移。欧西各国之争雄竞强虽由其纪纲完备政治修明，而所以立国之本犹不在此，立国之本在乎国民志气之高尚正直刚毅坚韧勇挚富于爱国心与利他心，此伟大国民之志气则然也”（注：《申报》，1909年9月1日。），要求从教员、学生、议员等社会成员着手，致力转变日趋苟安的民气，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与责任感。他们进而指出：“各国办理交涉，其所恃者为军备，而尤在民气。故民气者为外交之后盾，不可不培养而维持之，强国且恃民气而况弱国乎”，“我国当此积弱之余，与列强交涉若不恃民气而徒恃外部诸公与之对恃，恐无济于事也。目今满洲蒙藏滇桂之交涉日趋急迫，窃愿外部诸公变其办事之方针。凡与外人交涉当借重舆论以为抵制之助，而代表舆论之机关尤应深加维持不宜过于摧残”（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在这里表示出对清政府官方对外交活动及压制民众舆论行为的不满，要求清政府改弦易辙，重视民众力量，运用民间力量。
    5.加强国防建设。他们认为“国力之强弱，全以军备之驰张为衡，方今地球各国之以富强称者，其军备未有不充实者也”，建议“当局从事教练，务使兵卒熟谙战术可临大故，而尤应激发其保民卫国之心，鼓舞其冒险敢死之气”（注：《申报》，1909年12月12日。）。
    由此可见，时人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了参与政府外交活动的强烈要求，希望清政府运用和平外交手段，维系国家主权，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这一切标志着国民外交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