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作为一个影响中古数百年的重要阶层，地位显赫，世居高官，簪缨相袭，甚至入室操戈，与皇权分庭抗礼。这决定士族成为萦绕中古史研究者心头的重大课题，历久弥新。前贤时彦的研究旨趣主要集中在探讨士族政治存续的时间长短以及剖析士族个案的演变情况，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士族个案研究之风弥漫大陆学界。① 实际上，中古士族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波澜壮阔到死水微澜的过程：宏观上，研究士族政治存续长短的学者，比较注意士族作为一个整体阶层对中古政治社会的影响，侧重于士族谱系的连续性，反而忽视士族阶层内部的流动特征；微观上，研究士族个案的学者过于模仿前人研究套路的“形似”，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世系的编排勘定、婚姻情况的罗列整理以及官职升降的归纳分析等趋于僵化的层面研究上，而忽略士族个案研究产生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结果的学术指向。如果将士族个案的研究纵深置于士族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和政治环境中考虑，就不难发现士族阶层内部充满巨大的流动性。选取重要区域，对该区域的士族群进行整合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士族个案研究的窠臼，无疑会增强士族研究的整体性和生动性。太原地区是中古政治社会的重要区域，世家大族云集，以太原士族群为中心展开研究，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图以魏晋之际太原士族群的政治动向为中心，着力探讨政治冲突背景下的阶层流动，并阐释阶层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交互作用。
    一、亲曹反马与家族零落：以太原令狐氏为例
    魏晋鼎革曾经是学者倾力关注的研究课题，关于魏晋社会推演的宏观研究，学者历来大多着眼于政治史的纵向考察，集中探讨曹马之争的党派归属及阶级特征，研究角度基本上从士族和寒门的阶层对立中寻求魏晋革命的历史谜团。② 但是也有学者试图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瓶颈，摆脱阶层对立的惯性思维，从意识形态和执政方针的异同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考察。③“高平陵之变”被视为决定曹马命运的的关键性事件。④ 但是政变后十年的政治格局，对于曹马双方来说都是险象环生的十年。士族群体在亡魏成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分野，由此决定家族命运的升降浮沉。中古政治的权力构造和地域集团息息相关，论者指出曹魏政权由汝颖和谯沛两大政治集团支撑，并深入分析其势力消长。⑤ 两大地域集团之外地方势力的变化情况，长期游离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无形之中有意被“边缘化”的地域群体是研究士族阶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家族利益和党派集团的成败紧密相关。家族利益在政治混乱之际的命运更是取决于“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政治敏感。
    魏晋时期太原士族圈的整体崛起，离不开曹魏政权的大力支持。一向被忽视的令狐家族在曹马之际的政治浮沉富有戏剧性。令狐家族在东汉末期处于平稳的上升过程。令狐邵的父亲仕于汉末朝廷，与曹操结识，交情甚密。令狐邵在建安年间的袁曹斗争中，倾向家世显赫的袁绍一方。官渡一役，曹操破袁绍军进入邺城，捕捉袁绍党徒令狐邵十余人，依罪当诛。曹操观令狐邵形貌，以为衣冠，问其祖考，果识其父。⑥ 令狐邵随之归附曹氏，数年为弘农郡守，其地遭战争创伤，衰落为文化荒漠，竟无人明经。令狐邵遣人习经于河东乐详，弘农郡学业转兴，其后官至虎贲中郎将（第五品），卒于景初、正始之际。令狐邵的同房侄子令狐愚，常有高志，而邵不以为然。《三国志·仓慈传》裴注云：
    众人谓愚必荣令狐氏，而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邵言，其心不平。及邵为虎贲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见邵，因从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也。然私谓其妻子曰：“公冶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之后，十余年间，愚为兖州刺史，果与王淩谋废立，家属诛灭。
    《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三年（251）采用裴注的说法，胡注“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言外之意是令狐邵不可能预测到十年之后的灭门家祸，必然是晋人作魏史时根据后事往前追溯而凭空杜撰。胡三省的注释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将令狐邵的预言置于令狐愚叛乱灭族十年之前的政治环境下考虑的话，就会发现令狐邵的评论并非杞人忧天。十年前恰好是明帝将崩，辅政大臣的权力争夺处于白热化的胶着状态。令狐邵其时的官职是虎贲中郎将，官品虽轻（第五品），执掌却重。由于接近政治权力中枢，对政治空气的微妙变化，必然提前察觉，对于明帝卒后政局的诡谲多变尤有切身体会。同郡孙资为政治漩涡中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令狐邵和孙氏的交往史载不明。但是以令狐邵的处事作风，必然是和光同尘，两面骑墙。这样的一种态度或许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无为”官员的倾向。而令狐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的性格气质及其价值取向让令狐邵对他的政治前途乃至令狐家族的命运感到担忧。众人对当时极为紧张的政治空气警悟不足，盲目地看好令狐愚的政治前途，或许正是看重他拥有家世背景下的政治能力。令狐愚的青云直上也证明了时人的眼光。但恰恰是这样的锐意进取更加让令狐邵感到忧心忡忡。这段关于令狐邵对令狐愚评价的记载闪烁其辞，很难看出“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何至于严重到惨烈灭门的地步？令狐愚少年得志，恃才傲物，接人待物狂傲而不多积恩德，这样的人，越有才能，得罪的人就越多，终将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记载必然是有所删减或是有意掩盖的。空缺的实质性历史内容应当是：令狐邵凭借靠近政权中枢的任官经验，必然敏锐地察觉到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团的进攻行动必将在短期内迅速展开，而令狐愚在曹氏的羽翼下迅速成长，怀有较高的政治能力，具有明显的亲曹倾向，必将会遭到实力不断上升的司马氏集团的仇视。至于灭门，依照当时的制度，应当是忤逆叛国才能定的罪刑。令狐邵在公元240年左右的推测应当是令狐愚党于曹氏而可能会遭到司马氏的翦除。
    令狐邵的政治预言在令狐愚就任兖州刺史后变成现实。令狐愚之母嫁给太原王允侄王淩。王淩、王晨兄弟在汉末王允的灭门惨祸中侥幸存活。王晨后裔名望不显，王淩经并州刺史梁习推荐，⑦ 被曹操任命为县长，之后官位升迁速度甚快，不足二十年就从地方僚佐飙升至文帝时期的散骑常侍，其后出为兖州刺史，又迁为豫州、扬州刺史。王淩与司马朗、贾逵交好情密。令狐愚任兖州刺史的时间是正始六年（255），⑧ 史载：“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⑨ 兖州、淮南风马牛不相及，王淩、令狐愚影响所致，不独专任淮南之重。而扬州之任，王淩都督扬州诸军事（239－251）、诸葛诞为扬州剌史（243－251）。⑩ 由此看出王淩、诸葛诞有共事九年的经历，同时王淩子王广娶诸葛诞女，(11) 王淩、诸葛诞关系自然非比寻常。
    嘉平元年（249）正月，高平陵政变爆发。司马氏在京畿重地冒险反击，取得对曹氏的决定性胜利。然而在边镇重地，曹氏集团的力量基础仍然雄厚。《三国志·王淩传》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载：“淩、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所谓强臣，即指司马懿。《晋书，宣帝纪》明言，嘉平二年（250）“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贰于帝，谋立楚王彪”。(12) 王淩、令狐愚积极展开另立王储以对抗司马氏的行动。《三国志·楚王彪传》载楚王彪长而贤，成为王淩的选择对象。《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鱼豢《魏略》载：
    淩闻东平民浩详知星，呼问详。详疑淩有所挟，欲悦其意，不言吴当有死丧，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吴、楚同占，当有王者兴。故淩计遂定。
    《宋书·天文志》的记载与此相似，资料来源大致相同。《晋书·地理志》“扬州·建安郡”下领有东平。中古时代的占卜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民意在很多情况下都附着于政治权力的争衡。东平民浩详“欲悦其意”，揣度王淩谋逆之事，冒性命之危进僭越之言，则王淩和令狐愚之谋已广为扬州人所知，当无疑问。司马懿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公然反抗，但是并没有迅速对王淩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需要时间来消化高平陵政变的成果。时机成熟后，司马懿亲率中军对王淩采取征讨行动。王淩无计可施，旬日之间，势穷被缚，最后饮鸩卒于项城。司马懿对王淩余党包括令狐氏采取铁血手段，皆夷三族，太原令狐氏和祁县王氏主干房支亦从此断绝。这就是令狐邵政治预言的直实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