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2)
二、政治倾向的动态转变:以太原郭氏为例 魏晋嬗替过程复杂,曹马之争在京畿重地和边陲地区激烈展开,互有胜负,其力量基础盘根错节,身处其中的士族不可能完全预料曹马之争的结局,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今人研究曹马之争,经常会从历史的反向思维入手,认为曹马之争阵线分明,立场明确。譬如台湾学者卢建荣曾对高平陵政变前夜曹马对垒双方的政治力量进行统计归纳,简洁明致。(13) 实际上,有些士族家庭在时局动荡之际不见得一定是非此即彼,即一定要站在曹马之争的某一方。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在曹马之争中持观望态度的士族不在少数,这点似乎为学人所忽视。太原郭氏在中古社会算不上一流大姓,但却是第二流大姓的佼佼者,对郭氏的研究可以洞察中等士族的生存状况,因而郭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以往论太原郭淮者,一直都把郭淮视作司马氏党徒,卢建荣亦承此说。事实上,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有一个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的动态的转变过程。 阳曲郭氏在汉魏之际迅速上升,其代表人物郭淮在曹马之争中态度暧昧。坚持认为郭淮是司马氏党徒的学者可能认为,郭淮与王淩家族存在的婚姻关系不会影响郭氏的政治态度。其实不然,王淩乱后,郭淮妻依法当诛。《晋书·刑法志》载,“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关于犯逆连诛的适用范围,曹魏律令的规定极为残酷,乱世用重典。《晋书·阮籍传》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族灭之事不绝于书。王淩叛乱,按照曹魏法令,其姊亦在连诛之内。但是当御史遵循法令前往拘捕的时候,关中地区发生骚动。《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了这起骚乱的始末: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淩之妹,坐淩事,当并诛,使者徵摄甚急。淮使戎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世说新语》认为这起骚乱的主要力量是“州府文武及百姓”。御史强行胁迫郭淮妻上道后在当地造成的结果是,“人人扼腕,欲劫留之”、(14)“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郭淮在“州府文武以及百姓”的支持下迅即派出精骑追还妻子。这些富有煽动色彩的历史记载与法律常理相悖,如此群情激愤的场面显然是有郭淮鼓动的成分在内,但是也足以说明郭淮在关中一带的力量凭藉极为深厚。郭淮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对司马氏的公然挑衅,最后居然得到法外开恩、予以宽宥的结果。 太原士族在曹魏时期的活动能量远远突破太原甚至并州之地,与政权的结合日益密切。他们在此时期活动区域的广泛性呈现出家族成员急速官僚化的倾向,与永嘉乱后北方士族垄断地方、呼啸乡里的情况判若云泥。郭淮终生用兵秦雍,王淩惨淡经营淮南。司马懿宽宥的真正原因自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震慑于郭淮在秦雍一带积累三十余年的军功,担心过快激化和郭淮的矛盾。但是郭淮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又不能不让司马氏寝食难安。嘉平元年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氏对关中一带的人事安排,是消化京畿政变成果、逐渐蚕食曹氏羽翼的重要部署,司马氏调离关中夏侯玄进入洛阳,以雍州刺史郭淮为征西将军,似乎显示郭淮是司马氏集团可以信赖的人物。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司马氏同时任命陈泰为雍州刺史,并加奋威将军。陈泰与司马师兄弟过从甚密,是司马氏党徒。陈泰的任命在与蜀汉的战役中迅速体现出价值。《三国志·陈泰传》载郭淮、陈泰和姜维交战时云:“(泰)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东,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可并取维,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进率诸军军洮水。”陈泰被司马氏派往关中的具体任务虽然囿于史料的缺乏很难明确考察,但是陈泰取代郭淮担任雍州刺史进而操理民政,军事上与郭淮共同筹划,则郭淮的权力明显受到掣肘和削弱,已经不能与往昔独揽民政大权比类齐观,则是不争的事实。紧接着嘉平二年(250)司马氏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明升暗降。《三国志·陈泰传》载,“淮薨,泰代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15) 笔者对陈泰任官时间的记载深表怀疑。郭淮卒于正元二年(255)正月,征西将军一职早已空缺。魏蜀交争,征西将军的职位人选不应该出现空缺的离奇情况。 陈泰入关中削弱郭淮权力的作用逐年累月体现出来,这就是司马氏当初派陈泰进入关中的真正背景和动机。郭淮虽然在营救其妻的行动中取得暂时胜利,但是由此引起司马氏更深的猜忌。司马氏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之后的五年郭淮已经没有可以称道的军事表现。《晋书·景帝纪》载,“嘉平四年春正月,诸葛诞、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陈泰所都督的范围和职能显然是都督雍、凉诸军事,万斯同《魏方镇年表》失载此事。(16) 陈泰在雍凉一带借助司马氏的支持,至此已经完全力压郭淮而掌控关中之权。郭淮和王淩谋立楚王彪之间固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联系,但是观察郭淮营救其妻即王淩姊过程中的表现,不惜鱼死网破与司马氏决裂而采取军事行动。下得不让人怀疑王淩在谋乱前是否确实如有限的史籍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没有联合关中的姻亲郭淮。 如果说郭淮和王淩叛乱间的关系是若隐若现,而郭淮和文钦、丘俭之间的关系则是斑斑可考。一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文钦、丘俭据王淩叛乱之扬州再次发动对抗司马氏的起事,时间距离王淩叛乱被平息将近四年。所相同者都是司马氏兵到叛平,丘俭被杀,文钦南奔投吴。文钦、丘俭兴起之盛,平息之速,主要原因是:其一,叛乱是被迫进行的草率对抗。正元元年(254)司马氏在京师发动一系列翦除曹氏党羽的行动,夏侯玄、李丰等人被杀,随即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十月,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17) 动荡时期侍中巡省四方自然不是简单的观察风俗,慰劳士民,关键是“察冤枉失职者”。(18) 明言之,察冤枉,即是提拔被政敌所压抑的己方力量;黜去职,即是罢免对己方不利的敌方羽翼。据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正元元年(254)的侍中分别是:郑小同、荀顗、赵酆、华表。四侍中的政治态度,或明或暗均系司马氏党羽。侍中持节巡省四方之事,正是在司马氏集团的掌控下进行的。丘俭、文钦正是难以忍受这种来自中央司马氏集团的政治高压,被迫提前反抗。 其二,郭淮没有及时响应(或言郭淮已经无能无力)。郭淮本传的记载风平浪静,嘉平元年以后五六年间的事情其实惊心动魄,事关郭淮家族的性命安危,也间接影响到淮南三叛的结局。据郭淮本传推测,郭淮卒年当为七十岁左右,上下浮动应当不会超过五年。对征战边疆的武将来说,尚可有为。郭淮卒年前后的活动,史传几乎没有记载,嘉平二年(250)的封赏之后再无功业可考,其后六年无所事事,固然与年事已高有关,但如果结合之前嘉平三年(251)王淩之变,之后正元二年(255)丘俭、文钦叛乱,可以觉察到郭淮在这个敏感阶段却黯然退居幕后。幸赖《三国志》裴注中保留着这方面信息的吉光片羽。《三国志·丘俭传》裴注文钦《降吴表》云: 司马师滔天作逆,废害二主,辛、癸、高、莽,恶不足喻。钦累世受魏恩,乌鸟之情,窃怀愤踊,在三之义,期于弊仆。前与丘俭、郭淮等俱举义兵,当共讨师,扫除凶孽,诚臣愚管所执。 文钦此表已明显透露出郭淮具有和丘俭、文钦共同举兵的意图,这个计划胎死腹中的要因即在于荀顗策划的“侍中巡省四方”之一连串的弹压行动。文钦此表当然可以理解为故意反间郭淮和司马氏的关系。但是据文钦降吴后的举动,明显看出文钦的确和郭淮曾经有过相当程度的交往。其时在孙吴边镇,诸葛诞亦为曹氏党徒,且和王淩为婚姻之家。文钦舍近求远联合郭淮,必然是有以往联系密切的渊源。同传载文钦《与郭淮书》言及,“是以不顾妻孥之痛”,当然是提醒郭淮营救其妻王淩姊事变的政治后遗症,意即势必引起司马氏的仇视。又言,“恐秦川之卒不可孤举”,皆指郭淮对司马氏深怀敌意。文钦给郭淮的建议是,让他效仿自己和夏侯霸,降汉以东西并举,共伐中原。郭淮最终没有响应,内中详情已不可知。但是比较可能的推测是,郭淮在嘉平四年(252)陈泰都督雍、凉诸军事后,空留车骑将军的虚衔,军政大权处处被陈泰所牵制。 太原郭氏在曹马之争的开始阶段存在亲曹反马的政治倾向,至少在曹马之间犹豫徘徊。郭淮弟郭亮的七世孙郭祚和北魏孝文帝谈到郭淮的时候说:“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19) 这说明郭淮的后人认为郭淮的政治态度是亲魏的。引人注意的是,郭淮卒后两年,在诸葛诞起兵前夕,郭淮弟郭配把二十一岁的女儿郭槐嫁给时年四十的贾充。(20) 郭配此举显然是要极力扭转兄长郭淮在政见上的摇摆态度可能对家族造成的消极影响,通过联姻贾充以表明对司马氏的忠心。 淮南三叛诸人中最让人捉摸不定的是诸葛诞。关于诸葛诞和丘俭、文钦起事的关系,陈寿如此记载:“后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21) 姜宸英居然相信了这样的记载,卢弼对其进行猛烈批评。(22) 卢氏以“勤王”冠以淮南三叛,较为符合历史真相。卢氏认为淮南三叛是有预谋的行为,实已道破玄机,可惜没有展开论述。由高平陵政变后的一系列事变看,卢建荣认为是司马氏逐渐翦除曹氏党羽的主动行为。反过来考虑,正元元年(254)司马氏进行一系列的清洗京师重地亲曹力量的紧迫行动,派侍中巡省四方观天下方镇之志的行为,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曹氏集团一方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或亦有中央、地方联合以图全力一击的深谋远虑。郭淮资料的隐晦记载集中体现了这点认识。卢氏把“勤王”的失败归罪于文钦父子系粗猛武夫,反复无常。更深一层的理解应当是文钦父子打乱了曹氏集团的行动节奏,因而被迫各自为战。 通过以上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太原令狐愚、太原王淩、太原郭淮、琅琊诸葛诞之间存在着婚姻关系,太原王淩是中心人物,其他几人均与太原王淩有婚姻关系。而丘俭、王淩和诸葛诞又有多年同地任官的经历,并且平生事功的地域多是亲曹反马的扬、豫诸州。他们与中央夏侯玄等人极有可能在高平陵政变后蓄谋发动对司马氏的全力一击。但是随着正元元年京师之谋被司马氏识破而遭血洗,甚至连齐王芳也被废黜。其后地方实力派连续被动起兵,已经无助于事态的发展,亡魏成晋的大势已经形成。在此激烈的角逐过程中,部分世家大族的政治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夹在其中摇摆观望,甚至是同一家族的不同成员也出现政治分歧,太原郭淮亲曹反马、其弟郭配通过婚姻手段向司马氏效忠,集中体现了在曹马集团之间徘徊观望的家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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