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叛曹亲马与士族上升：以太原孙氏和王氏为例
    政权更迭之际，家族政见不同，导致家族命运的升降浮沉。前文分别以被史学界广泛忽视的太原令狐氏和郭氏为中心，对魏晋鼎革之际的两种家族形态进行分类剖析，发现令狐氏家族代表曹党家族的命运，感念曹党集团的眷顾和利益亲曹反马。而郭淮家族更能代表政权嬗替之际的家族形态，在曹马之间来回摇摆，从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所谓的骑墙观望，就是对曹马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行重新选择的过程，最后倒向司马氏一边。
    唐长孺先生指出，士族的升降和当世冠冕息息相关，(23) 士族家庭在形成、壮大阶段，家族利益的维系与当政者的重用与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魏晋政治格局朝着对司马氏集团有利的方向进行，之前出仕曹魏朝廷的家族在朝代更替之际迅速转变政治立场，无疑会维护家族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太原士族也不例外，家族成员在政治道德和家族利益扞格时的取舍将决定家族命运。
    太原孙资得王允之赏鉴，名著乡邑。乡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艳妒其盛名。杨丰党附田、梁以构陷孙资，仇怨甚重。孙资不以为意，田豫等人弥久乃服，请求结为婚姻之家。孙资为长子宏娶田豫女。(24) 孙资在文帝、明帝朝尤见宠任。孙资最为后世所诟病的事件即是：明帝临崩时安排辅政大臣的人选受刘放、孙资所左右。在刘、孙两人的作用下，辅政大臣的人选完全改观，由清一色的曹氏集团人物改为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局面。何焯、王懋竑、王鸣盛、赵翼对刘放、孙资党于司马氏而“援纳簒贼”、“弄权败国”之行为痛切斥责。(25) 孙资蒙受曹氏厚恩，而叛曹亲马，足见其时士大夫恋家忘国之丑态。(26)
    晋阳王氏的起家，在于汉魏之际。王柔、王泽兄弟得郭泰的品评，热衷仕宦，精通经术。王泽支脉精通经术的优势在后世逐渐显现出来。其子王昶在年轻时与王淩齐名，而兄事之。王昶在曹魏政权的官僚机构中，官位上升速度甚快，至明帝时已经加扬烈将军，封关内侯。王昶撰《家诫》一书，(27) 重孝敬仁义，轻浮华朋党，并称“为人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又称家风唯“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一言以蔽之，即孝于父母敬于宗党，守默谦让于国家政务。这种“守慎”家风的由来当是乃祖王泽根据党锢之祸的现实教训而制定。曹爽在正始年间培植势力，王昶子王浑、王机子王沈俱应曹爽征召而为掾吏，说明正始年间晋阳王氏还是曹氏集团的党羽。王昶本人在正始年间的事迹史籍缺载，当和郭淮的情形一样，是一种有意的删减，势必抹去了王昶和曹爽之间的一些关系。高平陵政变后，王浑、王沈俱因曹爽故吏免官。王昶在正始年间的活动仅可从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中得鸿爪蚯迹，即王昶在正始年间相继任兖州、徐州、荆州刺史，未有间断。司马氏诛曹爽后，对晋阳王氏采取怀柔政策，浑、沈相继复出。王淩之乱中看不出晋阳王氏成员的政治倾向。(28) 而在丘俭、诸葛诞叛乱中，王昶本传均言其平叛有功。由此可见，王氏家族成员无所谓政治道德，见风使舵固为后人所不耻，但亡国有罪之余兴家有道。王昶在晚年发动对孙吴进攻而兵败一事尚须申论。嘉平四年（252）王昶、胡遵、丘俭征吴而大败。司马师引咎自责，唯降司马昭官爵，余则不问。习凿齿对之赞誉有加，(29) 笔者以为是皮相之论。其时王淩叛乱初平，人心思乱。兼以司马师执政不久，众心游离，如对征南诸将采取强硬措施，势必对己不利。因而司马师的引咎自责，固然有统治术的成分在内，更应该考虑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压力。
    魏晋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有代际传承，也有流动嬗变。士族阶层的升降方式在和平年代与动荡时期路径不同，其升降动力来自不同因素：学术权力的归属、仕途命运的际遇、婚姻之家的贵贱、政治空气的变幻等等，其中由政局变动带来的士族分野，无疑扮演了动荡时期阶层流动的关键性角色。魏晋嬗替过程中士族的政治动向乃至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政治意见，决定该家族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政权鼎革并非如后世见到的那样一帆风顺，政权嬗变之际的大族形态复杂多变。以魏晋之际的士族格局来说，太原令狐氏枯守曹党集团，最后随着司马氏的强大，令狐家族走向覆亡；郭氏在曹党和马党之间进行艰难选择，角色多变，最后由曹党倒戈进入司马氏阵营；王氏家族见风使舵，叛曹亲马，虽然政治道德沦丧，恋家忘国，但由此使家族走向日益繁荣的道路。中古区域社会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古士族的突破之路，必须选取集中数十家显赫家族的典型性区域为研究单元展开讨论，从家族地位升降浮沉的细微处入手，无疑可以将区域士族群的研究引向纵深，这样可以从中古士族的一个空间切面，更深层地了解士族阶层的内部流动。通过对区域士族群的研究，我们可以跳出士族个案“跑马圈式”研究的窠臼，立足个案研究的充分积累，整合士族群体的变动情况，无疑会增强士族研究的整体性和生动性。中古社会转型是细雨润物的渐进过程，影响深远，选取区域士族群进行整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会克服士族个案研究的僵化模式，在比较高的层面上审查士族社会阶层的升降浮沉，并深刻理解这种阶层流动与政局变迁的交互作用。
    ［收稿日期］2008－03－11
    注释：
    ① 周一良对欧美学者伊佩霞著作的介绍，引领士族个案研究的新风气，参见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大陆学界关于士族个案的研究，参见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② 参阅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2000年，第13-22页；基于陈说继续讨论者，参见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徐高阮：《山涛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唐长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汤用彤、任继愈合著：《魏晋玄学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收于《魏晋玄学中的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
    ③ 刘显叔：《论魏末政治中的党派分野》，《史学汇刊》第9期；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1980年。
    ④ 参阅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第10卷第7期；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