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了公文语言的改革当中，规定：
    古人为文章，以明道德，通事务。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忠义感激。近世文士，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事务者，无事浮藻。[5]2173
    他要求公文能够以直白的语言形式为朱明王朝的统治服务，而不至因为语言障碍影响朝廷政策的实施。洪武时期的《律令直解》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当时，朱元璋就该书的编撰宗旨对周祯说：“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3]17在他看来，律法是用来约束和保护百姓的，只有在百姓完全懂法的前提下，这一目标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浅显明晰的语言形式，文辞古奥，百姓看不懂，完备严整的律法，不仅不能起到保护百姓的作用，还会产生害民害政的恶果。
    (三)公文书写格式的改革
    在庞杂繁忙的朝政事务中，大大小小的案件日以万计，准确高速的办事效率对提高朝廷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公文简洁与否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显然是不容忽视的。而洪武初期的公文情况又是如何的呢？陆容是这样描述的：
    职方掌边务，复奏封事颇多事，必引援经史，断以大义，比诸司章奏，稍涉文墨，盖故事因袭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时，一奏之中，引经大半，而处置事体处，反欠精神。[6]121
    公文重在陈述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必旁征博引进行道义阐说。引经据典阐说道义不仅会掩盖事实，还会因篇幅繁冗，浪费大量的写作、阅读时间，致使朝廷的办事效率严重降低。朱元璋对这种书写形式甚为不满，对侍臣詹同说：
    六经之文简奥，《史》、《汉》之文太繁，至于唐、宋愈加繁矣，所以后人不如古人也。予于文不喜其繁，唯爱简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卿当辞命，宜以简古为尚，不以艳丽为工也。[7]267
    他认为，在公文的创作中，只要以简短文字把问题说清楚就够了，不必繁文缛词。为了明确公文这一写作要求，朱元璋专门颁布了上书陈言之法，诏示天下：
    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2]194
    诏令规定，官民进言要就事论事，不得枝蔓衍说，须省去不必要的言辞，所谓“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遇当写题处，亦止曰云云，不必重述”[8]448。
    (四)公文书写风格的规范化
    华美的辞采能够给人以娱情悦性的审美享受，这对文学作品来说无可厚非，如果将这种华美文风带入到公文写作中，显然就不合适了。公文是用来处理朝政事务的，不是用来休闲娱乐的。华美的文辞不仅会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还会喧宾夺主，遮蔽文章内容，使事理不明，给朝政事务的处理带来不便，这显然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建国初期，他着手对元朝遗留下来的这种华而不实的文风进行整治。
    洪武六年(1373)九月，他对群臣说：
    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1]1512～1513
    朱元璋以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为法，反对晋、宋以来的骈俪绮靡文风，下令公文以质朴为尚，不得使用华丽的骈体文。洪武十四年(1381)七月，礼部再次颁布政令：“表笺文词不得用骈丽，务在典雅”[1]2171。
    如果说质朴的文风有利于公文内容的传达，那么庄重的风格则对政令的有效执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公文作为用以处理朝廷政事的媒介，与朝廷的形象有着甚为密切的关联。朱元璋对此相当重视。洪武六年(1373)九月，他对礼官说：
    朝廷，礼法之所自出，天下之所瞻视。凡文武官于朝班奏对之际，言辞当详雅切实，勿为浮溢之语。若莅事临下，须有惠有威，使人畏服，切戒忿怒及恶言加人。先圣云：“非礼勿言”。《礼》云：“君子恶言不出于口”。卿等为礼官，当致谨于此，庶无忝于尔职也。[1]1509
    “有惠有威”、“不忿不怒”，即要求文章在语气平和的同时，又不失其作为官方文书所应该具有的威慑效力。在朱元璋看来，以这种语气来书写公文，不仅可以树立朝廷威严、垂范礼治，还有利于朝廷政令的顺利执行，对于维护王朝的稳定显然是积极有益的。
    为了有效推行建立起来的这套公文书写规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