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勤政纳谏，培植实言进谏之风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朱元璋向来以勤政之君著称于史。他是这样描述登极以后生活的：“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1]1882对于进谏之人，不论职位，不分官民，他都尽力接见，扩充视听，兴利除弊，培植实言进谏之风，刘珝在《开言路疏》中是这样说的：
    太祖高皇帝临御之时，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军民匠后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为施行，且或予之官，或给之赏；言不中理，亦置而不问。盖诱人使之言也，犹恐人不得尽言，再设登闻鼓于左右长安门外，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陈列，所以广耳目，不偏听，防□蔽，而通下情也。故当是时，虽闾闾之间，细微之事，无不周知。[14]670～671
    经过朝廷的强力推行，在永乐前后，公文一改元末遗风，步入了朱元璋制定的书写规范之中。此一结论当基于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在永乐之后、正德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内，不论是在朝廷政令中，还是臣工言论中，基本看不到申斥公文书写规范的内容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明初公文写作存在的弊端有所扭转；第二，从不同权力阶层官员的公文写作案例来看，也的确如此，如杨士奇《开经筵疏》：
    伏惟皇上肇登宝位，继承□列圣，统御万邦，必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以兴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于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内，宣宗皇帝御左顺门，召臣士奇论之曰：“明年春暖，东宫出文华殿读书，凡内外侍臣俱用慎择贤良廉谨之臣。”不幸宣宗上宾，中外哀戚，臣未敢□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闻《尚书》曰：“王，人求多闻，时维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经筵侍讲之官，实为学之资本。皇上进学养德，当预择讲官，必得问学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者数人以供其职，庶以上副先帝之意。乞预命吏部、礼部、翰林院公同推荐，具名陈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学术不正，立心行巳素无□誉者，不得滥预。盖师友之臣，即他日辅道之臣，不可不择也。又闻《书》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盖言仆臣贤否，系君德重轻如此，自古圣贤之君，左右使令公用正人本，皇上富于春秋，凡起居出入，一应随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选择行巳端庄，立心正当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习皆屏远，不得以上惑聪明。如或其人举动轻佻、语言亵慢、立心行巳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随侍既久，言听计从，后来欲去其势，难矣。古语云：“与善人处，如入芝兰之室；与不善人处，如入鲍鱼之肆。”盖言慎所渐染也。此在常人尚须谨择，何况天子之左右乎？[14]612～613
    该文写于正统元年(1436)，在当时，杨士奇以内阁重臣的身份主持朝政。观此文章，并无阿谀虚饰之辞，语言极其平实，既没有用典，也没有生词僻字，更没有华丽的辞藻，尽显公文端庄典雅之气，这对于朝政事务的处理而言，是不无裨益的。
    再如王恕《选用进士疏》：
    照得每科第三甲进士，前七、八分多选在外知县等官，后二、三分俱选京职，所以进士该外选者，或告养病，或因公差□家延住，俟不选外任，方才赴部，希冀京职之除，若不处置，诚恐递相仿效，非惟有坏选法，抑且有坏士风。今后除丁忧，起复进士，仍照常例，遇缺随众选除外，其余养病、公差回还者，上下各除选给事中、御史、中书舍人，并王府官外，如已选外任，亦选外任；已选京职，亦选京职，庶人心得平，而选法不坏矣。[14]683
    王恕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由选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评事，进左寺副，后任扬州知府、江西右布政使、河南巡抚、南京刑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等，并没有攀到杨士奇那样显赫的地位。他的这篇疏文极为省净，在短短100多字的篇幅中，将当时朝廷选用进士存在的弊端、原因、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以及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都作了清楚交代，可谓文词简洁，文意明确。不论是书写，还是阅读，都十分省时便捷。除此以外，他还写了《议覆公选法疏》、《选用进士疏》、《选任运司官疏》、《议工完升赏疏》等。
    在遗存至今的永乐、正德年间的公文当中，还可以举出大量这样的文章，如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历任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左少卿、大理寺丞、南京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翰林学士、左侍郎的薛瑄写有《缉熙圣学疏》；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的于谦写有《乞止渔猎疏》；五朝元老马文升写有《乞停送武当神像疏》；正统七年(1442)进士，历官吏科给事中、南京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的姚夔写有《弥灾修德疏》；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历任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的王鏊写有《史官议》；历任吏司主事、贵州龙场驿丞、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的王守仁写有《宥言官以章圣德疏》，等等。它们皆是在朱元璋积极提倡公文意明言简、文辞朴雅的文化政策背景下产生的。
    概而言之，政府公文作者是一个对政治变化反应极为敏感的文人群体，对于政治上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反映到政府公文文风的走向上来。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风兴起之后要绵延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促成这种文风兴起的动因已经完全消失，洪、正年间政府公文写作能够就范于朱元璋制定的书写标准，得力于洪武时期的严厉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