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申明禁令
    洪武十一年(1378)罢除中书省后，朱元璋的公务日益繁忙，据孙承泽说：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的时间里，“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要处理400余件事情[9]。所以，在洪武九年(1376)之后，他又曾多次下令禁繁词：洪武十六年(1383)十一月，令“内外奏札宜减省繁文”[1]2447。洪武二十五年(1392)，刑部尚书开济上奏：“钦惟圣明治在复古，凡事务从简。今内外诸司议刑奏札动辄千万言，泛滥无纪，失其本情，苟非禁革，习以成弊。”朱元璋说：“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三，明万历刻本。)随即命刑部会诸司官吏讨论成式，并榜示中外。为了使此一规定发挥长久的约束效力，朱元璋还令人将它写入了《大明律》：
    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刘惟谦：《大明律》卷一二，明嘉靖范永銮刻本。)
    (二)严惩违禁者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大开言路，诏告天下臣民向朝廷进言。当时的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篇幅为17000字的奏疏。待奏疏呈上之后，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读给他听，当读到6370字时，还没有进入正题，这让朱元璋极其愤怒，不等王敏念完，就派人把茹太素召来痛责了一顿。待到次日深夜，朱元璋躺在榻上，让人继续给他读茹氏的这封奏疏，当读到16500字以后，所言内容方才进入正题。在剩下的500字当中，茹太素共谈了5件事情，其中有4件事情切实可行，当日早朝朱元璋就命令中书都府御史台将茹氏所言的4件事情执行了[2]193。
    在处理茹氏的这件事情上，朱元璋触动很深，他感言：
    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惜哉。[2]194
    朱元璋在为茹氏满腔忠诚感动的同时，也对他的这种谏言形式深感厌恶！
    (三)颁行范文
    为了让臣工遵守公文书写规范，朱元璋令身边的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进呈，经过其亲自裁选，最后将柳宗元的《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的《贺雨表》作为模仿的范式，颁行天下[1]1512。
    鉴于明初绮靡文风鼓荡不止的情状，朱元璋特命刘三吾、王俊华二人撰拟了一种固定格式，颁行到各个行政机构[1]3576～3577，兹摘录这一格式如下：
    某衙门某官臣某，某年月日，钦蒙(给赐某物、升授某职)，谨奉表称谢者。臣某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圣恩敷布，广大如天，凡在臣民，均霑雨露，恭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治同百王，春育海涵，兆民忻戴，是以天心永眷，而基业愈昌也。臣某等，深蒙恩宠，补报是图，惟坚葵藿之诚，上祝万年之寿。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8]439
    臣工在使用这种文体时，只要将致谢事宜填入括号内即可。可以说，这种格式极大地限制了作者自行组织语言的自由，以如此手段遏制绮靡文风确实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这一文体也会因此而失去活力，成为了一种毫无生气的固定套式，丧失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失去了文章的生命力。
    (四)列入教学科目予以规范公文写作
    洪武二年(1369)十一月十八日，朱元璋对各地社学的课程设置做了明确规定：
    侵晨，讲明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未时，学习弓弩、教使器棒、举演重石。学此数件之外，果有余暇，愿学诏、诰、奏、笺、疏、议、碑、传、记者，听从其便。[10]
    为了对乡村实施有效管理，明代朝廷设有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其余一百户为十甲，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而社学即指设于里中的学校，基本属于私学性质。洪武时期，朱元璋要求里中建立社学的目的是“明伦敬身”，“导民为善，乐天下之乐”(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十，清乾隆十八年陈胪声诒燕堂刻本)。可以说，这种机构虽然也参与国家人才的培养，但不是致力于直接选拔人才，所以从社学设置的课程来看，诏、诰、表、笺等公用文体只是选修课目，不作为学生学习的硬性规定。
    与社学的课程设置相比，公文写作训练在国子监中则显得尤为重要。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博士厅”是明代国子监的前身。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朱元璋将集庆路学改为“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正式将国子学更名为“国子监”。在国子监的学规教条中，朱元璋规定：
    每旦，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以次序立。诸生揖毕，质问经史，拱立听命。……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六堂诸生有积分之法，司业二员分为左右，各提调三堂。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积分。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超异者，奏请上裁。[11]1677～1678
    在国子监中，公文写作是学生学习的必修课程和积分做官的主要依据，此主要因这一机构的教学目的所决定。明初朱元璋制定的人才培养政策，可大体概括为作养于学校、简拔于科举、抡升于岁贡三个步骤。而国子监则通储广蓄人才，待学生业精行成，即可依次擢应时需[12]98，任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当时虽然间行科举，但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12]101，国子监堪称是培养和选拔朝廷官员的重地。在朱元璋看来，写出符合规范的公文是这些官员的必备技能，如果这些准官员不能熟练掌握公文写作规范，日后势必无法很好应付朝政事务。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将公文写作作为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主要依据之一。洪武三年(1370)，设科取士诏中规定：“第二场试礼乐论，限三百字以上，诏诰表笺。”[13]1540洪武十七年(1384)颁布的科举考试成式又规定：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8]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