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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求和与英美调停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民国档案》 王松 参加讨论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历史资料,对这一方针进行探讨。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请求英、美调解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在中国据有重大利益的西方列强必不赞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因此,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敦促列强出面讲话,请求英、美调解,借列强之力迫使日本停止军事进攻。
    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期望引起列强对中日战争的关注,并且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斡旋、调停、仲裁。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讲话表示,卢沟桥事件是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将完全取决于日本方面的态度。英、美等国注意到,这是若干年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次态度比较强硬的讲话,表明了中国政府进行顽强军事抵抗的决心。当然,庐山谈话仍留有余地,蒋介石此时并没有说已到“最后关头”,而是说万一到“最后关头”。并说如果真的到了最后关头,也只有应战。蒋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和平解决。”(注: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7月19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证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中国政府不断向英、美提出调解的要求。7月12日,中国外交部致电美国国务院,询问美国是否可以为中日调停做些什么。7月1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纽约发表谈话。他说:“日军所造成之华北异状,不仅为中日两国政府之烦恼问题,且亦为世界和平之危机……苟不加制止,将蔓延及各国。”他呼吁各关系国协力改变此种局势。(注:《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3页。)7月21日至28日一周内,蒋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要求联合出面调停。他对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注:《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68页。)蒋介石还对许阁森表示,宋哲元将军所签订的三项条件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所作的最后让步,而日本却正在增兵,这势必酿成更大的战争。他要求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行动,采取防止战争爆发的措施。(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75页。)
    英、美两国是何态度呢?
    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注:《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的答辩》,1937年7月19日,转引自《“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宣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加评论。英国外交部认为,现在难以搞清事件的真相,明辨责任所在。因此,7月12日,外交部官员在回答议员的质询时,表明英国的现时政策是“在我们有更确切的情报之前,最好我们什么都不说。”(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伦敦1984年版,第150页。)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怎么会噤若寒蝉?关键是怕卷入中日冲突!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如果我国卷入远东冲突,那么独裁国家就可能抵抗不住在东欧或在西班牙采取行动的诱惑。”(注: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等译:《太平洋战争》,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自然不敢谴责日本对华侵略了。
    英国担心日本可能扩大事态,对英国在华利益感到十分忧虑。因此,对日本采取了停止修好谈判的措施。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虽然事件并非由日方挑起,但日本很可能扩大事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他们在华北的地位。”副外交大臣贾德干也表示:“日本人现地解决的保证,不禁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我对他们难以持有太大的信心。”(注: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斯坦福1973年版,第26页。)英国政府决定暂停筹划已久的英日修好谈判,以作为对日本的警告。7月12日,英外交大臣艾登对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如果现在北平周围的局面继续下去或甚至恶化,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会谈是难以进行的。”(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4页。)
    不可思议的是,英国不知为什么又认为战争可能很快和平解决,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说:“中日双方之间似乎很可能达成和平解决,用不着第三方面斡旋。”“第三方面各国,正如他们所必须做的,只需表示他们对维持和平的关切和兴趣就行了。但是我们已在两国首都表示,只要存在着英国政府可用以促进和平解决的办法,它乐于提供在它能力范围内的援助。”(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0页。)
    艾登虽然在下院表示中日双方用不着第三方面出面斡旋,而实际上仍积极联合西方列强出面调停。
    我们继续分析一下美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的态度。
    罗斯福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外交上宣称持所谓的“中立”政策,寻求所谓的“全面和平计划”。在他的演讲和私下谈话中,都着重强调使美国不介入战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愿采取得罪日本和激怒孤立主义的行动”。(注:(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54》,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2页。)美国总统罗斯福赞成赫尔提议公开发表一项所谓的和平声明。
    1937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声称“今天上午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馆参赞分别来访本院,并通报了有关华北事件的情况。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日中之间武装冲突,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沉重打击。”(注:《美国国务院声明》,1937年7月12日,李巨廉等《第二次世界起源历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5年版,第2页。)在声明中,美国极力抹杀日军行动的侵略性质,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中之间武装冲突”,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行动。
    随后,美国国务卿又于7月16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美国关心各国的重要武装冲突。这份声明别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就连7月12日声明的“日中之间武装冲突”的字句都不敢提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毫无疑问,若干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表面看来,这仅仅牵涉到邻近的那些国家,但归根到底必然会涉及到整个世界。”(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1937年7月16日。)然后又说了一大堆空泛的“主张”。当赫尔将这份声明送交各国政府,并要求答复时,日本、德国、意大利都表示赞同。只有葡萄牙对美国的这份声明持异议,抗议“那种用含糊的公式套严重的国际问题以及求得解决的习惯”。
    美国担心它的主动行动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害怕进行调停活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一项调解的意图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给予其机会以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注: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第1卷,纽约1948年版,第535页。)这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此时美国对中国的调停要求没有兴趣。
    对于中国提出的促成中日间的和解的要求,英国表示愿意在中日谈判中提供它力所能及的帮助,决定同时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止冲突的建议,希望出现几个大国共同居间调停中日冲突的局面。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月内,英国曾三次向美国发出联合行动的提议,但均无效果。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艾登即指示驻美大使林赛询问美国国务卿赫尔,美方是否愿意采取合作行动。但美国政府不愿与英、法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声称愿意采取的是“平行的而不是完全一致的”行动。(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8页。)由于美国的不合作的态度,英国推动的英、美、法之间采取联合行动的计划,一开始就搁浅。
    但是,英国仍不敢单独对日进行交涉,还是试图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7月20日,艾登致电林赛大使,令其尽快向赫尔陈述远东局势的严重性,要求美国同英国一起对中日政府进行交涉,促使其停止调动所有部队,接受英、美提出的旨在结束现存对峙局面的建议。同日,艾登会见了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表示“我们愿意与美国政府在它所愿意采取的任何步骤上进行合作”,他还解释说,英国不想单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是因为不愿给日本人形成英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为关心中国局势的印象。
    对于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的建议,美国表示不愿跟在英国人后面行事。它回答英国政府说:“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在平行路线上所采取的行动是真正合作性的。两国政府在继续共同努力以改变敌对状态时,应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再度敦促日本和中国政府认识维持和平的重要性。”(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80页。)同时,美国还通知英国,赫尔已在华盛顿会见了中、日驻美大使,要求中日两国作有效的克制。这样,英国第二次要求英、美联合行动的提议又付之东流。
    蒋介石询问美国政府为何不与英国联合劝告日本,再次请求美国与英国协商,警告日本,阻止其再向中国提出任何要求,否则局势危急,战争不可避免。
    在中国政府的再三请求下,英国决定再次联合美国进行调停。7月28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远东问题。首相张伯佗提出,英、美联合行动将比平行行动更为有效,即使战争降临,仍值得一试。同日,艾登会见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提出华北局势正急剧恶化,英、美共同行动时机已经到来,要求美国再次考虑中国和英国的建议。这次,美国接受了英国的建议,同意由格鲁和道滋在东京分别向日本政府作非正式的建议。然而,日本拒绝了英、美的提议。
    在中国政府的一再请求下,美国似乎是摆一种外交姿态。于8月10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居间斡旋的建议,以期解决纠纷。建议选定一个中立地点,以便中日代表会面商谈,并且要协助谈判中所可能发生的困难。但是日本不理会这些建议。(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不断发起挑衅事件,英国不愿其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因而,加快了调解行动。8月11日,英、美、法、意四国驻华大使联合发出通告,要求不要把战火扩大到上海。12日,由英、美、法、中、日各国委员组成的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解决目前上海危机的办法,但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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