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调停失败的历史原因及教训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求和主张和英美的调停终归失败呢？
    其一，从日本方面看，日本顽固坚持其侵华战略，是调停活动一次又一次受挫直至最终流产的根本原因。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准备极为充分，战事一开，攻城掠地，屡战屡胜，侵略气焰愈发嚣张。在此情形下，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政策怎能轻易改变？日军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攻城掠地的胜利，拒绝接受英、美调停。日本认为：英国和中国间有“不寻常关系”，对中国“有积极的援助”，“美国官方内部既有持较为公正态度的人，也有亲华的倾向”。当时日本军部就认为：“在这个时候依靠英、美，就意味着改变日本过去政策的方向，与军部唱反调”，“今天若依靠英、美来调停日中纠纷，无疑是把日本的命运交给敌人，因此竭力反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卷案号：十八。1289。）正是这样，日本岂能和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英、美接触，接受其调停方针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亲日的德国出面调停，其活动一直受到日本的重视。德国为了扩大其在华利益，从1936年底起，就已经进行所谓的“调停活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积极开展调停。日本表示欢迎德国调停，但德国的调停活动仍未能、也不可能满足日本愈加膨胀的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欲望。
    其二，从中国方面来说，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中国政府缺乏长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战场上屡战屡败，是调停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南京决策层对日本侵略野心和狡猾的侵略手段认识极为不足，未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未能组织起真正有效的军事抵抗，并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决定着战时外交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什么成效。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很快失陷。淞沪战场上，中国政府投入了海陆军75万余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天的会战，虽经浴血奋战，但终究未能摆脱丧师失地的悲惨结局。中国政府原期望由于军队在淞沪战场的英勇作战能引起西方的同情甚至干涉，至少也可使它们不会觉得中国的势力太弱而失去援华信心。蒋介石也曾电令各战区及全军将士，说：“世界各国之同情，亦随我奋勇坚决的抗战而日益普遍。……当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注：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版，第702页。）对于蒋介石的意图，李宗仁十分明了，他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图是“在上海和敌人的主力火拼一番，不仅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以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至武装干涉。”（注：（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以战促和”的意图恰恰起了负面的作用，随着战事失败，英、美各国对中国政府更失去信心，更难以主动进行调停。
    其三，从英、美方面来说，英、美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实行绥靖政策，也是调停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英、美两国都没有完全摆脱30年代以来的经济大衰退的阴影，面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猖獗，欧洲却弥漫着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英、美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和扩张，表现出软弱无力和妥协退让。它们虽对日本的侵略深为不安，却又生怕卷入其中，引火烧身。无论是利害程度还是实力状况此时都不允许英、美同日本形成正面对抗。日本对英、美在华利益的侵犯毕竟尚未危及英、美自身的国家安全，未到须干戈相向的严重境地。同时，这一时期欧洲时局动荡不安为日本起到了巨大的战略掩护作用，英、美等国无法考虑分兵远东的任何计划。
    英、美对中国的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尽管，中国士兵可歌可泣英勇抗战的事实曾赢得英、美各国舆论的高度称赞。1937年9月2日的《新闻纪事报》报导中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英、美对中国政府并不看好。中国混乱的政局，使华盛顿考虑采取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比较棘手。美国人认为初出茅庐的国民党政权举止不定，某些人说它羽毛未丰，另一些人说已经半身不遂。（注：《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8日。）
    此外，英、美步调不一，没有也不可能拿出制止日本侵略的得力措施，调停当然难以奏效。英国调停态度比美国积极，但英国的行动也是有限度的，它绝不会超出限度去采取有效的强硬措施。因此，当日本继续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根本不理睬英国时，英国只好无可奈何地作壁上观。对此，张伯伦在1937年12月8日内阁会议上做了一番解释。他说：“在远东争端出现之前，我们曾力图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由于近来的事态，我们才不得不中止这些商谈；但仍试图努力敞开今后重新谈判的大门。”（注：（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它向英、美等西方各国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帮助英、美等西方各国逐步认清日本侵略中国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粉碎了日本掩盖其侵华真相和战争企图的侵略宣传活动；它坚持了“中国问题国际化”的原则，打破了日本提出的“日中纷争孤立化”的企图；它争取了英、美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认识，为后来争取英、美对华援助、直至结成同英、美的军事同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