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元年(1627，朝鲜仁祖五年)正月，后金发动了侵略朝鲜的“丁卯之役”，但在行军中途却对朝鲜首倡和谈。经反复交涉，金鲜两国先后于江都、平壤焚书盟誓，约为“兄弟之国”①。在金鲜交涉的诸多问题中②，“纳质”、“岁币”两个问题既重要又特殊：一方面，与“永绝南朝”相比，“纳质”和“岁币”两个问题更直接关系到朝鲜人的安全、财富等实际利益。另一方面，这两个问题虽然是我们研究和讨论金鲜关系性质及战后两国关系走向的重要参考③，但它们在后金统帅阿敏的国书里却始终没有被正面提及，而是后金使臣刘兴祚对朝鲜口头提出、经两国反复交涉才逐渐明确的。这就使“纳质”和“岁币”的由来问题被打上了诸多问号。目前，学界关于“丁卯之役”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但对于这一细节却鲜有关注，而这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据此，本文拟对“丁卯之役”中“纳质”、“岁币”问题的产生过程再做梳理，兼以讨论后金首次用兵朝鲜期间的外交策略，以期揭示天聪初年金鲜关系的具体面貌。
    一 “丁卯之役”中后金首倡议和的原因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④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人统3万大军，往征明将毛文龙及朝鲜；同时，遣姜弘立、韩润、吴信男等朝鲜降将作为向导，随军出征。⑤皇太极对阿敏亲授方略讲：“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⑥十四日，后金攻克朝鲜边防重镇义州⑦，同时分兵捣击毛文龙所居铁山一带⑧；但毛文龙早已遁入海中皮岛，阿敏未能擒之⑨。由于自身不善水战，朝鲜又防御薄弱，后金众将自此开始调整计划，把进攻重点全面转向朝鲜，也就使“侵略朝鲜”在事实上取代“攻打毛文龙”，成为后金进兵最终目标。十五日，后金克定州，阿敏趁机向皇太极提出“如有消息可乘，即进趋王京”的“东进”⑩主张，亦得到皇太极默许。
    然而，就在金军攻下定州当日，阿敏却向朝鲜发来“劝和之书”，希望朝鲜“抒诚引咎，申盟天地，重修和好”(11)。此后，阿敏又连次发书，敦促朝鲜遣使议和。那么，阿敏为何在进兵中途主动要求和谈?
    首先，后金于困境之中(12)伺机发动“丁卯之役”，起初是具有一定试探性的，皇太极“可取则并取之”的计划本身也能反映出这一点，而军备实力更是决定着后金的进军方略与外交决策。一方面，阿敏在攻下义州之后，马上向皇太极请援：“今恐兵力不敷，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13)而皇太极即使同意了阿敏的“东进”主张，但仍叮嘱众将要协力合作、不宜强取。(14)另一方面，阿敏对朝鲜也多有防备，要求朝鲜“以文官作差”，但朝鲜却暗中择选“武弁中伶俐人”(15)。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讲，“其时金人不知朝鲜虚实，意义只在和”(16)。就在二月初五日朝鲜使臣晋昌君姜絪(姜弘立叔父，假衔刑曹判书，《清实录》作“进昌君”)被派出之前，阿敏还示意性地将大军自中和退到平壤，以“观势进退”(17)。另据《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后金经平壤至黄州途中，曾遣使送书，威胁朝鲜，“一曰割地，二曰捕送毛文龙，三曰借兵一万助伐南朝也”(18)。此书信因没能呈至朝鲜国王李倧手中，遂不了了之。台湾学者刘家驹先生认为，此种说法概系朝鲜文人讹误之笔，因为后金实无提出此等要求之可能。(19)反过来，假如确有其书，后金本身却无法驾驭这样的条件，则更证明后金的进攻策略中带有一些试探性成分。
    其次，在与明朝军事对抗的大背景之下，后金多数将领希望“急归防御”(20)，而不想在朝鲜问题上陷入太深。廿一日，后金陷安州，朝鲜尚未复信，后金军中已经有人在向姜弘立打探消息：“安州已陷，(朝鲜)亦不许和乎?”(21)至平壤，后金众将“一半则欲还，一半则以为不可，更欲动兵”(22)。廿七日，金军至中和，朝鲜终于遣姜璹(姜弘立之子)持书而来(23)，众将“见书有喜色，将退入平壤”(24)。岳托且言，“朝鲜与我非雠，既破一道，今又不可进兵”(25)，众将皆欲从之，惟独阿敏不肯(26)。廿九日，朝鲜决意议和，遣朴雴(朴兰英之子)持小帖先行驰告后金，“差官及赠物，随后当到，须先退归以待之”(27)；后金众将闻之，更是满意，皆言“和议有端绪矣”(28)。至二月初七日姜絪到达金营时，“虏(指后金)已进兵，今到瑞兴车逾岭，将向京城，而闻使臣入往，暂驻兵以待”(29)，足见后金和谈意切。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连朝鲜在残喘之余也隐约感到，“今之成誓，在贼(指后金)尤急，宜其固请也”(30)。
    再次，后金孤军深入，粮草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和谈已成其现实需要。阿敏曾对朝鲜抱怨：“我在野外下营，一百里内，粮、刍撤尽，且无房屋。如此艰难辛苦，尔可想了!”(31)起初，后金“欲于宝山坪驻兵，以待和好之定”，但因“军士无粮草”，遂于二月初八日突然移驻平山，并计划“自平山，退留平壤，待草长，乃还”(32)。为了消除朝鲜的疑虑，后金当时不仅没有借势南压，反而向姜絪保证，“今后则更不进一步，指天为誓”(33)。事实上，如果不是姜絪后来私下承诺为后金撤归提供粮草，(34)阿敏也不会在平山就地决定暂停进攻，(35)正式派副将刘兴祚(降金汉人，《朝鲜王朝实录》作“刘海”)等人赴江都(即江华岛，朝鲜君臣离京避难之处)交涉盟誓事宜。可以说，阿敏自抛书劝和以来，一边等待朝鲜复信，一边又在纵兵抢掠，除了向朝鲜施压之外，也有为金军补给粮草的现实考虑。姜弘立到江都之后曾向朝鲜透露，后金平山驻兵粮草已尽，随时可能加快进兵，故劝朝鲜“须速回答，可免深入之患”(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