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5页。
    (1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5页。
    (1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丁酉，第34册，第116页。
    (16)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420页。
    (17)《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第34册，第167页。
    (18)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一二，仁祖五年二月。
    (19)刘家驹先生提出，这条记录在《续杂录》、《朝野记闻》等书中虽有记载，但不排除讹误的可能，大概是朝鲜人有意渲染夸大敌人之无理要求，来激发士气人心(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7页)。韩国学者全海宗先生也指出，文献中所言前两件事尚无可校对的文献(参见[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20)《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七，天聪四年六月乙卯，第2册，第100页。
    (2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
    (22)《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
    (23)后金于正月十五日抛书劝和，但朝鲜直到廿七日(阿敏要求的复信期限)才首次回应。朝鲜回应甚慢的原因在于：首先，朝鲜以“城下劫盟”为耻，且认为，后金“徒以口舌，外为应响”，真实目的不过是“探我(指朝鲜)虚实”。尤其是朝鲜在正月二十日闻知后金分兵进向嘉山(由此可径入平壤、黄州等要地)后，更认为后金肆然无忌，“知我无备，一向进兵”，“意必在于深入”。正是基于对后金“兵随书后，事与言异，乍信乍疑”的印象，朝鲜在廿二日派遣朴雴出行的计划也被取消。廿四日，后金先锋已入朝鲜王京近地，朝鲜更加认为“金人渝盟，此亦验矣”(《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戊子、正月壬辰、仁祖五年二月壬寅、二月甲辰，第34册，第162、164、168、170页)。其次，朝鲜担心被明朝扣以“通虏”罪名。再次，延迟复信也是朝鲜试探后金的一种手段。李倧讲：“初见贼书，即为答送，必以我为怯。”(《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庚寅，第34册，第161页)。第四，情报获取不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朝鲜对形势的判断。宪府曾言，“贼兵留屯定州，今已累日，而探报甚罕。”(《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戊子，第34册，第161页)直到廿八日，姜璹带回阿敏约以“(二月)初三日为期，未及则当进兵”的消息，朝鲜才确定后金有意和谈：“今之请和，似是真情”(《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遂遣朴雴先行驰启。
    (24)《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戌，第34册，第167页。
    (2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
    (26)努尔哈赤去世后，阿敏一心想要分立，对朝鲜亦有觊觎之心，曾言于众将：“汝等欲归者自归耳，吾则必到王京。吾常慕明国皇帝及朝鲜国王所居城郭宫殿，无因得见。今既至此，何不一见而归乎?我意至彼近地再议。如不从，即屯种以居。”(《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8页)但由于众将反对驻留，阿敏“异志”才未能得逞(参见王思治《皇太极嗣位与诸大贝勒的矛盾》，《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
    (27)《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丁酉，第34册，第166页。派遣朴雴，实为稳住后金，但朝鲜同时也做了最坏打算：“设或不成，不过失却(朴)雴等数人，以资敌耳。”(《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庚寅，第34册，第163页)另外，承诺“遣使”，是朝鲜对阿敏要求的回应，但“赠物”一款则是朝鲜附加的，这主要是受到姜弘立私信中“以利促和”的暗示：“只缘弘立之私书，有此赠物之举，至于五千匹之多。物件之多少，不足以动贼之心，终归于示我之弱。况壑欲难充，何以应日后无厌之索乎?”(《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戌、仁祖五年二月庚子，第34册，第166、167页)
    (2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