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纳质”仅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且主要是“内属”的标志，还不是后世典型的朝贡制度的特征(参见李云泉《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东方论坛》2002年第6期)。
    (5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第34册，第167页。
    (52)《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第34册，第167页。
    (53)《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7页。
    (54)《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午，第34册，第177页。
    (55)比如，阿敏曾言：“看尔两差人来，怎么不着我一个人来?我心甚疑云。”(《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癸卯，第34册，第169页)
    (56)皇太极曾讲，“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同议定，遣使来奏。我据所奏裁定”(《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5页)。
    (57)《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8页。
    (58)史料载：“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同会于一所，共议遣人令朝鲜王定盟，以告阿敏，阿敏乃从之。议方定，遂遣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往，至江华岛，与朝鲜国议政判书等官、共议盟誓中事。”(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8页)
    (59)《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
    (60)姜絪出发前，朝鲜曾派朴雴先行驰启于后金；李玖的“王弟”身份远比姜絪要高，但从中韩两方面史料来看，后金事先没有得到过任何讯息，这有些不合常理。
    (6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壬子，第34册，第175页。
    (62)《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庚午，第34册，第181页。
    (63)《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丙午，第34册，第177页。
    (64)《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申，第34册，第173页。
    (65)《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丙午，第34册，第177页。
    (66)《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丙午，第34册，第171页；仁祖五年二月庚戌，第34册，第174页。“假送”之议起初是姜弘立提出的，刘兴祚后来也曾“示假字”于朝鲜(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申，第34册，第173页)。这一方面说明刘兴祚有同情朝鲜之心，甚至帮着朝鲜敷衍后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遣亲子弟”一款很可能为刘兴祚个人的提议。他采取“重入而轻出”的谈判策略，对朝鲜软硬兼施。
    (67)《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壬子，第34册，第174页。
    (68)备边司曾在“江都盟誓”后告诫官兵：“今则和事已成，贼兵将退，诸将各宜按兵持重，慎勿进薄。若贼自失信，情状异常，可乘机合击。”(《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庚午，第34册，第181页)
    (69)刘兴祚虽为后金效力，但同情朝鲜，尝言“以我为金国之将乎，我心不然”(《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申，第34册，第173页)。由于扶助朝鲜、尽忠明朝而不能，刘兴祚给朝鲜留下了“面目可疑”的印象(参见郭成康、成崇德《刘兴祚论》，《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7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第34册，第167页。
    (7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午，第34册，第176页。
    (72)《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午，第34册，第177页。
    (73)阿敏此时关注“年号”问题，主要是不满于“贵国(指朝鲜)拏天启，来压我(指后金)”(《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戊午，第34册，第177页)，而并不是要在“正朔”所涉及的宗藩关系问题上过度纠缠。全海宗先生曾讲，“事实上，金朝不是完全禁止使用其(指明朝)年号，只是反感与金文书来往中使用天启年号而已”([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