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后金急于撤归，主要因受到明金战争的牵制，而且，朝鲜君臣避难江都，也增加了后金攻取的难度。“平壤盟誓”里新条款的提出，与阿敏本人态度有很大关系，众将则不过是顺水推舟，同享其利。
    (117)张存武、叶泉宏：《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天聪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壬寅)金汗告戒朝鲜国王遵守盟约”，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71页。
    (11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天聪元年五月庚午，第2册，第45页。
    (119)关于“平壤盟誓”未定“岁币”数额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二：其一，阿敏急欲在撤兵前将“岁币”事明文落实，但详单有待后续给出。其二，刘兴祚对朝鲜索要过的礼单虽不是成文规定，但可为“岁币”的实际操作提供参考。另外，阿敏处处以明朝作比，朝鲜给明朝的贡单亦是其参考之一；而实际上，就单次数额而言，朝鲜给后金的“岁币”远超过给明朝的“方物”。
    (12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正月乙酉，第34册，第159页。
    (12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三月庚寅，第34册，第189页。
    (122)阿敏讲，“朝鲜二百年臣事皇朝之言，极有信义，若与之交好则可久矣”，“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仁祖五年二月辛亥，第34册，第174页)
    (123)高志超：《刘兴祚在明清转型期的重要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24)战后，后金先是强行将“边境互市”作为从义州撤兵的条件，后又逼迫朝鲜出钱赎回被掳人口，以扩大后金的开市利益。不过，金鲜实际互市次数并不多：至“丙子之役”前，会宁共开市三次；至清入关前，义州仅开市两次(林红：《“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由于互市情况不理想，后金曾将所需物品大幅转嫁到“岁币”礼单中，以致礼单数量一度十倍于前(李花子：《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21页)。
    (125)刘兴祚对朝鲜时有尊重，时又骄狂，比如宴会期间，“海(即刘兴祚，朝鲜称之为刘海)之骄傲，有难忍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未，第34册，第172页)。笔者认为，刘兴祚在重要场合的傲慢之形是为后金在外交上造势的表现之一，不能完全体现他本人的立场和情感；况且，史籍中也有刘兴祚因失礼而向朝鲜致歉的记录(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壬子，第34册，第174页)。
    (126)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1页。
    (127)《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丁卯，第34册，第179页。
    (128)《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六，仁祖五年四月甲辰，第34册，第193页。
    (129)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四月甲辰，第34册，第193页；仁祖五年四月甲寅，第34册，第194页。
    (130)《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二○，仁祖七年四月丙申，第34册，第323页。
    (131)《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二八，仁祖十一年三月戊戌，第34册，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