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三日，“江都盟誓”订立，但战争形势对朝鲜来讲，并未有明显改观。军事上，后金并未守约息战。在外交上，朝鲜于三月十七日收到一封阿敏来书，该书除斥责朝鲜不守盟誓、劫杀后金差人外，还流露出弦外之音：“我怎么不知道，年年进贡南朝云云?”(102)朝鲜领议政(最高行政官员)尹昉见信惊云：“胡书末端，中朝进贡之语，意有岁币。”(103)阿敏贪慕朝鲜财富已久，自然不会满足于“江都盟誓”仅仅以停战撤兵为目标的简单结果，如果能获得“岁币”补偿，则对他本人、乃至整个后金，都是再好不过的事。当然，阿敏虽然用了“年年进贡”一词，但他所指的仍是“岁币”，属于国家平等关系下战争胜利者向战败者变相征索的经济利益而非朝贡关系中的“方物”，因为金鲜莅盟的基础尚为“兄弟之好”，而非君臣关系。但是，对于阿敏此番来书，朝鲜的担忧则显然不只在于缴纳“岁币”背后的经济损失，更因“中朝进贡之语”而猜测阿敏在为构筑金鲜宗藩关系投石问路。不过，出于文化的“自负心”(104)和“胜势在南朝”(105)的信念，朝鲜对阿敏隐约提及的“岁币”问题并不买账。李倧讲，“受辱至此，决不可答其书”，并准备通过姜弘立去劝说岳托等对朝鲜相对友善的后金将领(106)。李倧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从阿敏语气中感到事情尚有回旋余地；二是想利用后金内部分歧，“周旋似宜”；三是幻想以“江都盟誓”的制衡作用(107)来阻挡后金侵夺之势。
    然而，未及朝鲜展开周旋，阿敏已于十八日偕固山额真纳穆泰(《朝鲜王朝实录》作“南木太”)等人与李玖及朝鲜同来官员，在平壤复誓天地，这令朝鲜始料未及。“平壤盟誓”规定：“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108)很显然，阿敏的目标已不限于战后安全与防范，而是欲凌驾于朝鲜之上，并提出了侵夺性要求，其中就包括首次以文本形式规定的“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一款，也就是阿敏预想中的“岁币”。而我们之所以将这句话的表达依旧定性为“岁币”、而非朝贡关系中的“方物”，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平壤盟誓”订立的前提并不涉及宗藩关系，即使是后金，在战后十年中也从未在外交言辞上改变过“兄弟之好”的说法。其二，天聪六年(1632)，金使满月介曾因丁卯以后礼单之减，言于朝鲜平安监司闵圣徽：“进贡于天朝则春秋两度之外，又有圣节等方物，而于我则只有春秋之礼(按：朝鲜给后金的‘岁币’为每年春、秋两次)。”(109)这也说明，阿敏当初是以“进满洲国皇帝礼物”的名义，向朝鲜索要了“岁币”，而不是强逼朝鲜对金称臣纳贡。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虽然“平壤盟誓”强调的是“弟辈”朝鲜对“兄辈”后金的敬意，但从后金战后处处以明朝作参照的情形看，后金的野心已在膨胀，以“君臣”关系代替“兄弟”关系，将是金鲜关系的必然走势。
    对于“平壤盟誓”的情况，朝鲜政府在盟誓三天后仅得到一份誓词誊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李倧极为愤慨：“大概与当初誓意，大相不同。且誓文，不使我人见之，何也?”(110)他欲以“未能解见”，退返誊本，但终被臣下阻止，因为盟誓既成，抗拒则意味着渝盟，“渠(指后金)亦知我国(指朝鲜)之必不从，欲以此五条，为后日执言之计也”(111)，这实为后金强加于朝鲜的外交悖论。李倧叹言，“自我有可为之势，亦岂可牢守其盟乎?”(112)他还在复信中质问后金：“而今见来文中说话，与前誓文相左，未晓其故。且贵国立誓时，不以誓文示我人讲说，而径自写出，何其与我国不同也?”(113)但是，没有实力便没有话语权，朝鲜人孱弱的质问并不能阻挡后金咄咄逼人的气势。从“江都盟誓”到“平壤盟誓”仅有七天时间，后金的要求似乎在突然之间有了质的改变。事实上，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谈判和交战之后，后金决策层、尤其是统帅阿敏已经认清了朝鲜“苍黄”(114)而怯战的实情。而朝鲜在“江都盟誓”中“各守封疆”、不会“兴兵侵伐”的外交承诺(115)，更使后金决策层的安全顾虑大为减少。在“兄弟之约”掩饰下巩固战争成果、进而向朝鲜施加经济要求，乃是后金决策层在胜利后的一种必然心态。从这一点上讲，阿敏在撤兵前趁势提出新的侵夺条款的做法，虽然对朝鲜已是尽失信义，但在事理上却并非显得过于唐突。(116)阿敏虽然“宅心不轨”(117)，欲留朝鲜而不能，但他一意孤行、纵兵造势和再度盟誓的行为，却为后金决策层所默许。后金最高统治者皇太极甚至在李玖归国前还特别提醒：“至每年往来之礼，王自知之。”(118)
    总之，金鲜间“岁币”问题以明文形式正式出现，始自“平壤盟誓”。在此之前，刘兴祚虽然对朝鲜提过“每岁循礼贡献”的要求，但从金鲜双方的反应看，这次提议与“平壤盟誓”誓词里正式提及“岁币”问题，没有必然关系。刘兴祚的提议固然能为后金统治者提供一些决策上的参考，但“岁币”问题被正式写入“平壤盟誓”，乃是由后金的全局利益和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岁币”的正式提出说明，借助“盟誓”的和平框架来防范朝鲜复仇、堂而皇之地攫取朝鲜财富，正在成为后金战后侵朝政策的新特征。不过，由于“平壤盟誓”未就“岁币”数额做出明确规定(119)，这又为两国战后新矛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四 余论：从“纳质、岁币”问题的产生看后金首次征朝期间的外交策略
    综上所述，“纳质”和“岁币”两个问题是否为后金决策层对于“丁卯之役”结果的既定要求，我们无法从现存中韩史料中得到明确答案，但不可否定的是，后金使臣刘兴祚为促成这两个目标，在谈判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力和利益是后金制定和调整战时外交策略的依据。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外交上，后金的目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阶段性和渐进式变化的特征。“纳质”、“岁币”两个问题从模糊变得清晰，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金在“丁卯之役”期间进军方式和外交策略上的这种动态变化：战争之初，后金“势甚炽盛”(120)，但始终对撤兵安全顾虑重重，因而才会以“兄弟”相约，订立“江都盟誓”。对于这个盟誓，朝鲜方面曾有评价，“立文之意，明白和平如此”(121)。后金甚至于盟誓前在“永绝南朝”这一核心问题上做出了让步(122)，这说明后金尚可接受朝鲜在明、金之间的“中立地位”(123)。“江都盟誓”既成、后金在军事和外交上对朝鲜皆已形成牵制，于是便向着经济侵略的新目标，乘胜迈进。(124)“平壤盟誓”的迅速提出，是后金及时利用战后的有利形势、对“江都盟誓”中所得利益的扩大，体现了后金决策层追求现实利益的敏锐和手段，在根本上亦是其在国家上升发展过程中现实诉求的集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