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战时的外交策略也是务实而灵活的。“丁卯之役”是后金对明战争全局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其用兵目的不是为占领朝鲜，而是要震慑朝鲜，一扫东线后顾之忧。为了缓和战争矛盾，后金适时地把战略重心从军事转向外交，以战促和；充分利用刘兴祚、姜弘立等人的特殊身份和民族情感，对朝鲜因势利导、相机施压，在外交上为自己积极造势(125)，从而为军事胜利增加了外交保障。后金战时外交的灵活性反映了其决策层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全局意识和客观态度，体现出他们在明金战争逆境中追求“战略利益”(126)的勇气与胆识。
    此外，标榜“信义”，亦是后金步步为营、制胜于全局的一把利剑。皇太极自出兵伊始便叮嘱众将“秉义而行”，切忌非义征伐和盲目扩张，这是后金在军事和外交上皆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保证。尽管侵略朝鲜，理曲在后金，但后金却十分注意掩盖自己的“不义”之举，其标榜“信义”的表现更集中在“盟誓”本身。“《春秋》亦有义盟”，“和后有盟，例也”。(127)后金借“春秋义盟之道”，强为自己的侵略行为“立据”，朝鲜虽然心知肚明，却有苦难言。战后，皇太极象征性地示“践约之好”(128)于朝鲜，不仅让阿敏刷送朝鲜被掳人五万余口(129)，还将李玖及早遣返，为落实“岁币”政策、攫取新经济利益，创造了有利的外交环境。
    当然，强调“唯信义为贵”(130)，终究是后金掩饰侵略、追逐利益的外交幌子。只不过，由于皇太极“意似在增币，而不在渝盟”(131)，后金在“丁卯之役”后十年内并没有马上对朝鲜再起战争。通过“江都盟誓”和“平壤盟誓”，后金实现了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外交钳制和经济榨取，获得了对明作战的有利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鲜乃是整个明金战争和后金王朝全局利益的牺牲品，而不能被孤立地看做是后金单纯为实现军事征服而径直追逐的目标。
    注释：
    ①《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汉城，探求堂，1973年，第34册，第167页。
    ②后金与朝鲜激烈争论的问题主要有“永绝南朝”、“入质纳贡”、“去明年号”、“莅盟宣誓”等，参见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41页。
    ③参见魏志江、潘清《关于“丁卯胡乱”与清鲜初期交涉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宋慧娟、侯雅文《论后金与朝鲜“兄弟之盟”的性质》，《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等等。
    ④阿敏为后金二王子，是四大贝勒之一，故清朝史料常称其为“大贝勒”。本文据史料记载，使用“大贝勒”一词，并不反映阿敏在四大贝勒中的年齿之序。
    ⑤《春坡堂日月录》里记录了当时朝鲜国内的两种传闻，一说是“韩润诱敌出兵”，一说是“姜弘立引贼来寇”。韩润为朝鲜叛将，于“李适之乱”中逃往后金；姜弘立则为“萨尔浒之役”中朝鲜军队统帅(都元帅)，相比之下，多数朝鲜人更相信第一种说法，而不太相信姜弘立会真正投敌叛国(参见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一二，仁祖五年正月十四日，韩国奎章阁藏本，编号：古4250-24-v.12)。
    ⑥《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清实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页。
    ⑦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一二，仁祖五年正月十三日。
    ⑧查朝鲜及皮岛地图可知，后金因不善水战，须经义州，穿过朝鲜领土南下，方可到达铁山。因此，后金首先攻打朝鲜，并不代表其出兵的首要目标是朝鲜，也不能作为阿敏对朝鲜有侵占野心的充分证据。
    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5页。
    ⑩《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5页。
    (11)《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36页。
    (12)“萨尔浒之役”后，后金遭遇明朝经济封锁；天聪初年，后金又遇饥荒，通过“东抢”来获取粮食，乃为事理之必然(参见魏志江、潘清《关于“丁卯胡乱”与清鲜初期交涉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晁中辰：《满清入关前与李氏朝鲜的关系》，收入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