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阿敏对李玖之行的满意态度与众将没有差别。他勃然生怒，实因朝鲜使用了“天启”二字，厌恶之感油然而生。(73)更进一步讲，由于决策权受到众将节制，朝鲜又坚拒“永绝南朝”，阿敏于心不甘，遂借故发泄不满，“见国书，发怒更遣(他将)”(74)，“而刘副将，自请身往完决，以赎前罪，二王子许之”(75)。刘兴祚虽免遭重罚，但对阿敏颇有微词，尝对朝鲜人言：“何面目以见贵国(指朝鲜)之人?此国(指后金)之人，人面兽心，难可凭信。”(76)这个细节也说明，阿敏因事而怒，借故毁改谈判条件，并非没有可能。朝鲜时人曾讲，“刘海乍往乍来，渐起难从之事”(77)，“且前日差胡(指刘兴祚)之还，朝廷谓和事已成。曾未数日，辄又来哄，至再至三，完了无期”(78)。刘兴祚在谈判条件上的态度反复，显然是与阿敏态度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受质子、成约誓”既然已由阿敏亲口提出，李玖遂被后金顺势扣为人质，金鲜间“纳质”问题由是明晰。当然，这里所说的“纳质”只是朝鲜向后金遣送高级人质(即王室子弟)的意思，并不代表两国间宗藩关系的存在。此后，阿敏紧逼，要求“王弟莅盟之后，当别遣人，与国王莅盟”(79)。因李倧反对亲临，“悭滞不誓”，阿敏以“送还令弟，约日合战”(80)相恐吓。朝鲜为盟誓细节，又与后金展开了艰难交涉。(81)
    从“纳质”问题的产生过程看，后金的谈判条件是随着军事胜利而渐进深入的，甚至不乏使臣为完成使命，推波助澜于其中。阿敏在二月十五日之后公然宣称“初既吩咐受质子、成约誓”，说明后金对朝鲜已非“不知虚实”，故在对朝鲜提条件时更加大胆而自信。事实上，即使没有李玖之行，先期到达的姜絪亦有可能被胁为人质。(82)阿敏虽与众将存在分歧，但他们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却是目标一致的。阿敏的“纳质”决定不仅没有遭到众将反对，连皇太极也非常满意。(83)这在根本上反映了后金在朝鲜问题政策指向上的循序转变。四月初八日，后金开始撤兵，李玖也被带回沈阳。但皇太极为了缓和战后矛盾，很快将李玖释归：“王以礼遣王弟来，恐以日久系怀，故速送归。自此以后，但以式好为念，不似明之相欺。”(84)“纳质”问题的迅速解决是后金刻意示“信”于朝鲜的一种姿态；就在这有限“让步”的背后，后金已经在为扩大经济侵略而进行着新一轮的外交准备。
    三 从“每岁循礼贡献”之说到“岁币”问题的正式提出
    根据前文所引《清实录》的记载，刘兴祚在提议朝鲜遣送“亲子弟”的同时，还提到了“每岁循礼贡献”的问题。朝鲜君臣在转述时，直接将此事称为“岁币”(85)。那么，后金决策者们对于“岁币”问题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岁币”问题的提出是否也与刘兴祚本人的外交造势有关?
    首先，我们从史料里也查找不到阿敏及众将对刘兴祚早有授意的口谕或文件；而且，从朝鲜人所见情形看，在刘兴祚赴江都前，“胡书屡至，别无物货之请”(86)；姜絪于二月十三日自金营返回后，亦称“高(可能指库尔缠)(87)、刘(指刘兴祚)两人，持国书入往之后，时无礼物捧纳之令，而禁兵侵掠，安集居民，以待弘立之还”(88)。可见，后金在“江都盟誓”前并未对朝鲜提出过经济方面的征索要求。据此，我们并不能随意下结论，认为“岁币”问题是后金决策层对于和谈结果的一个明确要求。
    其次，刘兴祚让朝鲜自行决定物品明细的说法，也值得推敲。关于刘兴祚对朝鲜所提的物品明细，后金(清)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但从朝鲜史料看，刘兴祚应该是口头提过要求，其内容大致包括木绵四万匹、牛四千头、绵绸四千匹、布四千匹以及朝鲜济州岛所产良马二百匹。(89)朝鲜自然是不甘心被勒索，但正当其苦于筹措之际，刘兴祚又反过来向朝鲜打探数额。刘兴祚既然有后金军事撑腰，又何必来征询朝鲜的意思?这令朝鲜既疑惑又愤慨：“礼币，何可自我定其多少?”(90)可见，刘兴祚对于朝鲜能否承受这么多岁币索求，并不知底细；他当初在提“每岁循礼贡献”的要求时，应该是带有一定协商意图的。
    再次，刘兴祚提出“每岁循礼贡献”之说后，朝鲜即遣李玖携礼来到金营。然而，在后金众将眼中，这些“作为兄弟之邦的朝鲜向后金赠送之礼物”(91)，是具有偶然性和时效性的，其作用是令后金众将最终确定了朝鲜有意盟誓的事实，后金的撤兵安全也有了更好保障。岳托故言：“吾等来此，事已成矣。”(92)因此说，后金众将对李玖所携之“礼”的理解不仅与历史上的“岁币”本义(93)不符，而且与朝鲜已经将“每岁循礼贡献”一款默认为“岁币”(需要每年进献)的认识之间，也存在出入。
    据此，我们认为，尽管“每岁循礼贡献”一款符合后金的利益需要，但我们却无法从史料中断言，这一款乃是后金决策层既定方案的一部分。刘兴祚到江都之后向朝鲜提出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后金决策层长远目标的一个信号释放，其目的就是想循宋辽故事，以所谓“兄弟之好”来向朝鲜攫取经济利益。而对于后金的这一要求，朝鲜从“蛮夷贪利”的传统意识出发，自然是希望“彼之征求万端，无宁早自绝焉”(94)，故未做公然抗拒。但是私下里，朝鲜已经在“礼币”数额上暗做手脚。兵曹判书李廷龟讲，“四千头牛，亦不固索，二百匹马，彼或减省。且木绵二万匹，则虽先送一半可也”；大司宪张维亦云，“二百绵绸，亦将难备，当杂以他物”(95)。结果，李玖的礼单里只剩下“木绵一万五千匹、绵绸二百匹、白苎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马一匹”(96)，虽然增添了土产，但木绵、牛、马等后金急需的战略物资却被大幅删减。(97)李倧为此在国书中辩称：“刘差来时，所索物件极多，断非弊邦所能办得……兹与刘差商确停当，开具别幅，以为表信之资。”(98)可见，朝鲜一面称“开具别幅”、大献殷勤，一面却避开“每岁献纳”，“胡涂以了事塞责”(99)，这也是导致后金众将把李玖之行视为一次临时性“外交赠礼”的原因之一。而让人饶有兴趣的是，朝鲜如是敷衍，刘兴祚却无责怪之意；而且，在二月十五日的盟誓拟稿和三月初三日“江都盟誓”的三份誓词(100)里都未出现关于“岁币”的规定。这也说明，至“江都盟誓”订立时，在是否强征“岁币”的问题上，后金态度并不明朗。同时，这个细节也告诉我们，后金固然有经济诉求，但我们并不能过分夸大这一点在后金最初计划中的分量，(101)亦不可把“岁币”问题盲目臆断为“江都盟誓”的先决条件，而应客观地去认识后金战争目标的动态变化。